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

康、梁、谭、严是戊戌时期思想界的四员大将。可是多年来,治思想史的人们,大多倚重康、谭、严而鄙薄梁启超。对于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宣传功绩,人们交口称誉,对于其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的特色,则少有论及。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启超颇有点象康有为思想的一台录音机,录啥放啥,音响确实不错,创见绝对没有。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思想受康有为影响最大;治史者对梁启超思想剖析不深,特别是与康有为思想比较研究不够。于是,讲变法则康梁并提,论思想又以康盖梁。     

诗界革命视野中的《清议报》诗歌

以1900年2月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发表为界,前后期《清议报》诗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为压阵大将,后期以梁启超、蒋智由、毋暇、邱炜萲、丘逢甲、高旭等为骨干力量。《清议报》诗歌在题材题旨上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炽烈的救亡启蒙情怀、深挚的忧国忧民情结和夺目的革新图强思想光芒,大量诗篇宣扬了平权、共主、独立、自由、民权、女权等近代启蒙观念,乃至倡导破坏、暗杀、扑满、反帝等民族革命思想主张。形式方面,既重视篇幅较长、容量更大、诗体更为解放、语言通俗易懂的歌行体和歌诗,又注意保留"古风格",使其不失为"诗人之诗"。较诸戊戌前的"新学诗"试验,《清议报》诗歌虽大量使用"新名词",但已无晦涩难懂之病;此前"新学诗"中大量出现的宗教性"新名词",逐渐为反映西洋近代政教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新名词"所取代。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陈可畏进化论思想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理论结构。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他的进化论思想是学以致用的，梁启超在为乃师作传时称康有为的哲学是“进化派哲学”［１］．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几乎贯穿于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所有著作和言论之中．长...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权利"优先于"功利"——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浅析

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创出了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基于群己平衡的功利主义。这个时期的功利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多肯定了功利主义的启蒙意义,但并没有把功利原则作为最终原则,而只是“民德”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功利主义并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是强调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对“权利”与“功利”关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戊戌时期的思想界认为权利意识是高于功利意识,权利意识最终表现为群体权利,才是戊戌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     

近代启蒙哲学与新人的发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思想合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重新发现人 ,揭开中国哲学史新的一页。康有为批判旧的人学观 ,打开缺口 ,为新人学开辟了道路 ;谭嗣同身体力行 ,向封建制度公开挑战 ;严复不懈地寻求西学 ,对思想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疾呼呐喊 ,倡导启蒙教育 ,呼唤新民早日问世。他们前后相继 ,一脉相承 ,为开拓近代中国新人学思想发展之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盛衰—试论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史学界一般认为,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对中国启蒙思想最有贡献的时期,是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以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为中心,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阵地,以梁启超为主将,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启蒙高潮。在此以前,梁启超的思想多是宣传、发挥康有为以及严复、谭嗣同等师友的学说;在此以后,梁启超转变为国家主义者,在启蒙思想宣传方面,出现了倒退,失去了     

试论梁漱溟与孔学——兼评“乡建派”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有的吸取其学说中错误的东西,有的发挥其积极的因素,随着历史潮流的变化,孔子及其学说,不断地被利用和改造。在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中,力图利用和改造孔学的,有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还有梁启超和梁漱溟,梁漱溟     

平等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状态？——论康有为、谭嗣同平等思想的差异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对平等的推崇令人注目,正如相同的理论来源决定了两人平等思想的相同性一样,对孟子与庄子的不同偏袒注定了其平等思想的差异性：对平等内涵的界定,康有为利用孟子的性善说与天赋人权论相互印证,将平等说成是人“直隶于天”的天赋权利;借助庄子的破对待与佛教思想融合,谭嗣同将平等理解为不生不灭即微生灭的宇宙状态。对平等内涵的界定隐含着对实现平等途径的理解,康有为在人人自主、独立中关注女子的自主和独立问题,将“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视为通往平等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演绎为“毁灭家族”的平等之方;谭嗣同在通而平等中执着于破除对待,在“人我通”中希望“别生种人”达到“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平等状态。     

论维新派与中国近代社团文化之缘起

中国近代社团文化缘起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合群救国"、"合力求知"的思想主张,并得到了进步的士绅阶层的响应.因此,在维新派的号召和组织下,从京师到各地,进步的士绅组织起来了数十个学会,封建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藩篱因此而崩溃了.维新派开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会结社的先河,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领域--社团文化.     

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含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

十九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发起的改良运动。企图将君主专制制度变为君主立宪的制度,结果惨遭失败。但其中核心人物谭嗣同,虽然为君主推行新政曾不辞劳苦,但其政治思想已冲破君主立宪的界标,含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     

西体中用——谭嗣同的文化观

本文作者认为,谭嗣同的文化观具有鲜明的“西体中用”的理论特征,他的许多论述和观点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因此将谭嗣同的文化观归结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中用”,或为“会通中西”说,都是不确切的     

“笔锋常带感情”——《谭嗣同》的写人与叙事

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谭嗣同》这篇课文节选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记述了戊戌变法中的杰出人物谭嗣同入京参与维新变法,在变法危机中力挽狂澜以至失败壮烈牺牲的全过程。它反映了戊戌政变的部分历史面貌,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在记载史实的基础上,具体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精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所以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是一篇较好的传记文学作品。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论谭嗣同的人道主义思想

谭嗣同既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中坚，又是近代中国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为理论旗帜，提出了要求人的平等、价值、权利的人道主义思想，并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礼教展开了极其猛烈的抨击。他这一思想与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潮既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差异；但在本质上也未跳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窠臼。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

梁启超以其"三界革命"文论为中心的文学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文学形式的嬗变,文学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而晚清小说的繁荣与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开展,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者理论提倡后的必然选择,这也可视为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又一历史贡献.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申采浩“新国民”思想的影响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康有为保皇思想探源

康有为集新旧思想于一身,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分析是他一生坚持保皇的思想基础.而传统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则是其保皇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支柱,特别是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是康有为戊戌以后政治思想活动轨迹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