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公司与福建通商总局在电报建设初期的合作

1871年，丹麦大北公司为发展远东的电报业务，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将电报引入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国官员通过接触和使用电报，并逐渐改变对电报的态度。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威胁中国海防。为了加强福州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清政府首次允许在福建省修建陆线电报。在这一时期，福建通商总局与大北电报公司共签订了两份合同，合作修建两条陆线电报：第一条是连接福州南台和马尾罗星塔之间的电报线；另一条是福州至厦门的电报线。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侍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梁士诒与清末铁路利权回收

清末粱士诒的铁路利权回收活动,大要有三:一是筹款赎回京汉铁路路权;二是沪宁、广九等路的利权交涉;三是设立交通银行.梁士诒作为执政集团成员致力于铁路利权回收,且功效卓著,这充分说明清末当政者对利权回收问题的关注.学界只重视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乃"商办情结"在作祟,及革命史范式的制约,并不足取.     

清末“新政”与挽回利权

辛丑条约之后,感到统治无法维持下去的清政府,打出了“变法维新”的旗帜,企图通过所谓“新政”来苟延残喘。“新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经济以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筑路开矿、挽回利权为中心。本文拟就“新政”与挽回利权之关系,清政府挽回利权之交涉、后果及其评价作一粗略叙述,希望能对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经济有所裨益。     

近代福州电报学堂探略

清朝政府在引入电报时,曾创建了一系列电报学堂,其中以福州电报学堂为滥觞。该学堂在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中所具有的示范意义不容忽视。从办学动机看,福州电报学堂是清朝疆臣“权自我操”理念之产物,透视出的是近代国人的强烈主权意识。从教学运行看,该学堂属临时性质,无论是教学内容抑或教学手段,皆具有较强的近代性,与中国传统教育大有区别。从教学效果看,该学堂培养出的中国首批电报技术人员,为日后中国电报建设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电报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成功移植西式近代工程技术学校的先驱之一。     

论福建船政电报学堂

为了抵制英国、丹麦、美国等列强对我国电信主权的侵略,维护国家利益,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福州马尾开办了福建船政电报学堂。在1876年4月至1877年12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培养了140多名电报人才。该校培养的电信人才,不仅在福建、天津、台湾等地的电报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参与了天津、南京、上海、台湾等地电报学堂的创建工作,并培养了一批后继电信人才,为我国的电信事业做出了贡献。     

郑观应与清末电报保密

作为近代电报事业开创人之一的郑观应,在清末电报保密制度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他重视电报安全保密问题,提出了＂约定暗号＂的方案,奠定了中国电报保密制度建设的良好前提与基础,也为日后电报保密制度的建设做了认识上的准备。二是修订的《电报新编》获得了广泛应用,这不但证明了时人电报保密意识的增强,更反映了电报界对他的信任。三是提倡加强战争电报保密工作,主张对泄密渎职电报局员工军法从事。此外,他在中法、中日战争中建言献策,表明了其对国际法的通晓与远见卓识,这对日后电报保密规章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绅士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四民之首”的绅士阶层在近代之所以能够领导收回利权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本文仅就这一部题作一分析，力图国表明这样一个观点：绅士阶层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运动最终失败了，而且其原因也与绅士阶层本身的弱点有关，但其罪责却不可完全归咎于这个阶层。我们的目标是超越历史，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历史，往往会犯主观臆想的错误。     

对杨士骧家族的考察

杨士骧在山东,曾尽心尽力治理黄河,对德交涉挽回不少利权;在直隶兴办滦州煤矿制约英商;曾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京张铁路,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电报大楼:北京声音的故事

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狼烟”到传书的“飞鸽”与“驿站”,从“漂流瓶”到“竹信”到1879年天津与大沽北塘炮台之间架设起电报线——沟通的愿望让中国人成就了何等的奇迹!在通信技术借助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电报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而几乎记录了新中国通信事业全部发展历程的北京电报大楼是如何应对的呢?     

张之洞利权思想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启示

分析了张之洞的利权思想;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引资中出现的股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外资冲击民族工业和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现状,主张大胆借鉴张之洞的利权思想,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论晚清电报兴起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

随着世界电报潮流的兴起,电报知识首先成为近代中国报刊传播介绍的内容,电报新闻成为近代报道的重要信息。上海至欧洲海底电报线的修通,催生了近代中国新闻通讯业。《字林西报》和《申报》等近代报刊的电传新闻揭开近代中国新闻电讯时代序幕,推动近代中文报纸发行号外,极大提高了新闻时效和新闻业务水平。新闻界为争取新闻电报减价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促使近代中国新闻业迈入新闻电讯时代。晚清电报的兴起与近代中国新闻业在中国近代化的转型中互相促进。     

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没有宣读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写道:张学良将军在最高军事法庭上,从怀里把自己密藏了多年的小皮包掏出来,从里面取出一张“九·一八”时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日寇侵略的那封电报,准备宣读。审判长李烈钧慌忙制止,但张学良将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顾一切地宣读了电报的原文:“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王炳南在《关于〈西安事变〉》中,也提过上面这件     

技术“搭载”科学——晚清电报技术及其物理学基础的传播模式研究

电报技术在晚清的传播始终伴随着西方近代物理学的普及，作为电报技术诞生的基础，西方近代物理学构成了电报技术的解释系统和参照背景。在电报技术传行于中国的同时，“搭载”子电报技术之上的物理学知识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本文以上述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旨在探讨西方近代科学与具体技术在共同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模式和特征。     

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开始致力于扩充在华电信力量，晚清政府拒阻海底电报登陆及在中国陆地设线，但由于缺乏领海权意识，并不禁止外国在中国沿海海底敷设电报线缆。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面对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进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海底电报登陆控制权。     

简述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抢夺中国铁路利权和瓜分中国

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历时8个多月,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95年4月,腐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割地之多,赔款之巨,出卖主权之严重,是继《南京条约》以来的又一个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本文就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抢夺中国铁路利权和瓜分中国作一论述。     

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国有化

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     

一个邮局老电报员的记忆

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多数人来说,电报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了。但对于更年长的一代人而言,电报曾经是最快捷的通信手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电话、网络的普及,电报业迅速衰落,电报员这个职业也成了人们记忆中的职业了。2011年从北京东四邮局退休的宋仁信师傅,便是老电报员中的一员。半夜送报被吓得一激灵宋师傅今年61岁,读初中时赶上了＂文革＂,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     

日本视域下的“满洲利权”与侵华政策的形成逻辑

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和对华“二十一条”非法攫取了中国东北多项利权,使日本所谓“满洲利权”演化为“中日邦交之癌”。币原协调外交虽然曾经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主流,但日本政府企图维护和扩大“满洲利权”的所谓战略定位,使中日矛盾、日美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进而为日本军部法西斯和右翼势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攻击政党内阁和发动恐怖行动提供了重要口实,并导致日本二元外交横行、决策机制扭曲和政治生态变异。日本侵华政策的社会基础在于国际矛盾激化下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和国内政治极端化,形成逻辑在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治理规则冲突和制动机制缺失。     

郑观应涉外法律思想初探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在国门洞开、主权日削、利源外泄的大变局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挽回利权,促使中外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交流,郑观应逐渐萌发了处理中外交涉的涉外法律思想。围绕着主权、利权、人权,提出了一系列涉外法律原则主张和实施建议,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涉外法律思想。它体现了中国近代法律意识的觉醒,是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