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构建

民族地区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存在参与主体的民族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特点。应对的关键在于将事件及时区分为民族性群体事件与非民族性群体性事件并准确定性事件的性质,而这需要有规范化、制度化的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保证。当前的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时常致使民族地区政府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陷入被动。因此,建构一套适合民族地区突发群体性事件管理的制度化、动态化的预防体系、预警系统、处置措施与善后机制,对于化解民族地区客观与现实存在的危机至关重要。     

省际结合部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调查报告

［摘要］省际结合部往往是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历史上,这一区域具有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小传统”。通过调查发现,省际结合部所发生的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是当地民族群众维权行为;二是因山林、土地、水源等自然资源争夺引发群体性械斗事件;三是黑恶势力介入的群体性犯罪行为;四是流动少数民族与有关部门的冲突。因此,预防和处置该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对策是：在省际结合部地区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充分发挥社会资源,通过非官方力量调解民族关系;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彝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防控研究

彝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除具有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盲从性强、行为激化等特,点。本文通过对彝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现状分析,揭示彝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根源除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外,还受彝族习惯法、家支文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民族关系的影响,提出充分发挥彝族家支和德古的作用,积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试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机制与应对策略——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作为政府基层公务员,居于公共政策链条的执行末端,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政策制定功能,与公民发生直接互动。其行政执法行为产生偏差,在我国社会转型制度性隐患机制还未能根本逆转的条件下,往往直接触发群体性社会危机事件;科学界定自由裁量边界,建立健全行政监察体系,革新基层绩效考评体系,完善民意表达与协调机制,形成长效培训学习机制,是建立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长效机制的重要方面。     

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解读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是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是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探寻各类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对于有效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将有重要意义。     

浅析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校园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有效预防和处置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是高校保卫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分析了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提出了建立情报信息网络、制定突发事件预案、消除各类诱发因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坚持疏导说服教育、坚持团结绝大多数、正确区分事件性质八个方面的预防和处置对策,旨在维护高校稳定,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风险认知的空间模型与防范机制

［摘要］群体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形式,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管理属于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在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下个体风险认知偏差和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个体风险认知的大小,及其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和善后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调节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来调节个体对风险的认知,进而引导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使其更有利于预防和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使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     

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全力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但是,随着我国快步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群体性突发事件多变突起,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因此,进一步加强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征,分析挖掘其产生的根源,探索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是一件十分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的演化态势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出群体行为的演化规律,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演化态势在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三个要素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利益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互动;群体结构特点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防范并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特别重视公共性较强的群众矛盾;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并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     

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现状及其治理——基于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分析

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现在每年1800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中最多的就是劳资纠纷,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二是集体上访是其主要组织行为方式;三是利益表达渠道缺失严重;四是基层政府职能缺失;五是流动人口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新因素。针对这些特点,通过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提出了从预防、预警、处置和恢复重建四个阶段来治理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     

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的素质高低和工作绩效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基层政权的稳定。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绩效考核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绩效考核机制的对策。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为预防和惩治受贿犯罪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通过评述国内法学界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受贿犯罪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既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与结果;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在斡旋受贿中行为人与被利用者的职务之间不存在制约关系。     

公务员精神的责任内涵和指向

培育和发扬公务员精神,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需要。"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公务员精神是对公务员责任内涵的揭示。培育和发扬公务员精神,就是要强化公务员的责任意识,促进公务员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青海同德县公务员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

同德是藏族聚居县,县公务员以藏族和汉族为主。虽有近90%的双语人(藏汉双语人59.5%),但在家庭和族内,汉族主要使用当地汉语,藏族主要使用安多藏语,不同民族被试在公务活动和族际交往中主要使用当地汉语。全部被试会汉文,超过半数藏族小学阶段接受过藏汉双语教育,且会藏文。不同民族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心理预期最高,实际行为最积极;对藏语文和英语的社会地位、实用功能评价及心理预期、实际行为各有侧重。     

中国互助文化下现代公务员的角色困境

中国传统的互助文化以亲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和圈子互助的形式表现,它刻印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赋予了民权的现代公务员,要求其角色真正体现为民行政。因此,规范和培育现代公务员势在必行。     

关于公务员辞职现象的法律思考

公务员根据自己的意愿,辞去公职,是公务员的权利,国家机关应该尊重和保护。公务员辞职符合法定条件、经过法定的程序,就能够解除与国家机关的职务关系,终止公务员的身份。现行有关制度已有具体规定,但也存在不足,建议用更高位级的法律、法规来统一规定公务员最低服务年限;建议建立公务员辞职后再就业事前审查的制度。      

甘肃省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自我调适

调查研究表明,甘肃省处级及其以下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来说比较好.但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化解,必然影响身心健康,影响工作,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众形象.因此,帮助公务员掌握科学的身心调适方法,提高公务员对身心健康的自我调适能力,就成为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     

民族地方公务员能力建设实证研究

按照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结合本民族地区特点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是民族地方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 题。本文通过对国家公务员能力建设问卷调查,对提升国家公务员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可操作性研究,并着力分析 了民族地方的公务员能力建设以及提升公务员能力的途径。     

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构建

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女性公务员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认识与感受出发．经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编码三个步骤,归纳影响职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职业发展的管理制度是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基础与依据;职业文化氛围与社会性别导向决定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与价值追求;个体社会性别意识与定位决定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方向：职业发展的主观愿望与人力资本状态影响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潜力;家庭支持资源是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促进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需要建立社会性别敏感的职业发展管理制度,建设社会性别平等的职业文化,激发女性公务员职业进取精神,提供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托底服务。     

公务员生态文明素养测量

培育公务员的生态文明素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科学地测量公务员生态文明素养可为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依据。结合访谈和文献,提出其测量方法的设计遵循综合的,坚持全面、发展和联系的原则,框架结构包括知识、意识和行为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一般素养和职业素养两个亚维度,并设计出具体指标。以2015年北京市421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为样本对指标做分析证实,包括34个题目,内容涵盖生活常识、政策知识、生态价值观、生态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生活习惯、公共环境行为、节约办公七项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