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节目的仪式、叙事模式与意识形态

娱乐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在多样化和大众化的娱乐时代,电视娱乐节目无疑是"娱乐"典范。与一般社会娱乐不同,电视娱乐节目是以仪式化的形式,以竞赛、征服为叙事模式,以大众参与互动的方式而成为电视中最有影响力的节目形态。电视娱乐节目在借用仪式和特定的叙事模式来传达意识形态的同时,巧妙地将意识形态与娱乐化的元素融合到一起,这样的意识形态策略也为电视娱乐节目的生存、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媒体史叙事视角下的电视媒体“娱乐化”

从功能主义视角看,一种特定文化现象的存在是由于其履行了某种重要的社会功能。电视媒体的"娱乐化"趋势,作为媒体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征也必然如此。文章从媒体史叙事的不同角度把握"娱乐化"以及"限娱"的合理性,指出电视媒体"娱乐化"并不仅仅是"娱乐化"节目的过多,更是"非娱乐化"节目弱势表现的突出反映。只有从监管与引导两个层面入手,一方面加快、加强媒体问责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为电视媒体"非娱乐化"节目生存提供政策优惠与扶持,才能改变电视媒体娱乐化节目"相对强势"、非娱乐化节目"绝对弱势"的局面,以促进电视媒体健康发展。     

找准问题突出重围——办好电视法治节目的思考

电视法制节目一方面肩负着普法载道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发展困境。形态老化,同质化竞争;题材资源匮乏,争夺激烈;围追堵截,其它电视栏目大量涉及法制题材。文章基于法制节目的社会责任和面临的困境,探讨法制节目未来的发展策略和方向。     

找准问题 突出重围——办好电视法治节目的思考

电视法制节目一方面肩负着"普法""载道"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发展困境.形态老化,同质化竞争;题材资源匮乏,争夺激烈;围追堵截,其它电视栏目大量涉及法制题材.文章基于法制节目的社会责任和面临的困境,探讨法制节目未来的发展策略和方向.     

电视纪实性节目的叙事学批评

近两年,叙事理论运用到电视研究中似乎成了电视文化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电视纪实性节目的实践与批评中,叙事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的讨论更是热门话题.本文梳理将叙事理论引入电视纪实性节目研究的基本状况,探讨叙事理论在电视纪实性节目研究中的范畴和基本方法.     

故事的迷恋与混淆的真实——电视节目故事化的原因与问题

故事性表达成为当前电视节目存在的常态。探其原因,首先是观众借助故事更方便获取和传播信息,还有基于好奇心、优越感之上的兴趣和心理期待;其次是节目生产者熟识故事模式,坚信光明的市场前景,对利润回报信心十足;再次是电视管理者借助故事建构意识形态,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最后是电视媒介传播的偏向性。但当故事与电视的结合难以同时满足或协调四者的要求时,故事的真实性就容易与观众的期待或感知产生错位与冲突,违背叙事契约,有意或无意混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影响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危害电视文化的生态平衡。     

故事化：电视节目的突围还是沦陷——以央视科教节目《走近科学》为例

故事化是当下众多电视节目争相采用的一种方式。在创造了高收视率的同时,过度的故事化也让许多电视节目进入＂泛故事化＂甚至＂泛娱乐化＂的误区。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走近科学》可视为电视节目故事化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文本。通过梳理《走近科学》节目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视节目故事化的优势和弊端。而收视率在推动电视节目＂泛故事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收视率毕竟不等于收视质量,无法反映观众的满意度。因此,提倡绿色收视率评价体系,强调收视率与满意度的协调发展,才能净化收视环境,维护电视生态,确保故事类电视节目的品质和内涵。     

观众为何爱看法制节目——从《法系人间》栏目的内容分析看法制节目特征

法制节目成为继新闻、综艺节目之后的又一个收视热点 ,是由于法制节目的基本特征所决定。此类节目题材引人注目 ,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警示教育作用 ,符合电视特点 ,可视性强 ,适应社会的需要。本文通过对广西卫视《法系人间》的内容分析 ,展开论述了法制节目的基本特征     

当前电视故事化栏目的问题与对策

近两年来,我国的电视媒体继民生新闻热潮、选秀热潮之后又兴起了新一轮的故事化栏目热潮,电视媒体跨入了一个故事化时代。电视故事化栏目以其受众本位、平民视角等诸多优势丰富了媒体的传播形态、拓宽了传播思路,但也存在庸俗化、低俗化,选题面窄、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背离了故事化手法的初衷。因而。电视故事化栏目有必要从强化定位、注重理性启迪、把握叙述节奏三个方面着手改革,趋利避害,使节目长盛不衰。     

论电视叙事时间的艺术性处理

本文讨论电视叙事时间的艺术性问题,认为时间畸变是电视叙事艺术表现的基本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电视叙事的中心环节。情节是在逻辑的基础上结构起来的首尾统一的故事,情节是故事的有序序列。由于预叙这一叙述手段的丰富,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在电视叙事中聚合。     

中国武侠电影双序列叙事模式的形态演变及其文化逻辑

中国武侠电影的故事结构史,并非其双序列叙事模式中各要素随心所欲地无规律组合,而是呈现为从古典形态到个性形态,再到现代、后现代形态的规律性演进过程。这种形态演进,与类型陌生化规律、导演个人才能有关,而在根本上受制于现实生存状态的变化,具有周期性、排他性、加速性等特点。若就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而言,中国武侠电影双序列叙事模式的形态演变史,就是一部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内地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历史,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参与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用中国方式书写“无数的心事”——论李洱小说《应物兄》的叙述模式

《应物兄》在叙事上有很多富有意义的探索,它围绕一个叙事主线展开且叙事视角单一,却能借助人物的思绪、谈话及种种链接方法,形成一个驳杂丰富的文本。《应物兄》有意设置了叙述者和叙事视角的分离,用故事内人物应物兄的视角引发故事,再以超故事叙述者来解说故事,有效地规避了文本的零碎化。《应物兄》中每一节的标题设置富有深意,不仅是向《论语》的致敬,而且将整个叙事分解为众多独立的小故事,既让小说主题与诸多故事取得紧密关联,也同时让这些小故事兼有了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     

电视纪录片：娱乐化追求中的迷失与反思

以美国探索频道和我国《探索·发现》等纪实性栏目为例,论述了电视纪录片中的娱乐化走向。认为在娱乐化的旗帜之下,电视纪录片在题材的定位与选择上刻意追求新奇性,在叙事策略上以设置悬念来强调故事性,由此使纪录片偏离了对现实生活的客观纪录,构成对纪录理念的冲击,危及到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我们不能不对它保持应有的警惕。     

从《儿女英雄传》看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

《儿女英雄传》及其序文揭示了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斯理论具有较充实的内蕴：＂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方为上乘小说;提倡塑造既具＂英雄至性＂,又有＂儿女真情＂的复合式人物性格;严格区分＂正附、主宾、伏应、虚实＂,潜心设置＂闲笔闲墨＂的结构法则。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表现了重视反映社会现实,强调文学的讽谕作用,着意发挥章回体小说的艺术功能等积极意义。     

论史铁生“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

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的文学叙事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跟风”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别具一格地形成了“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它在叙事的结构模式、文本形式、视角定位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面目，其背后的叙事动力就是“梦醒说梦”：“梦醒”就是“终极目的的缺席”：“说梦”就是“谎言虚设的在场”。在“梦醒”与“说梦”的二律背反中建构了史铁生的“过程即目的”的叙事悲歌，在实践理性上，既拯救了小写的“我”，更召唤了大写的“我们”，在当下的欲望化叙事和消费性叙事中奏响了清醒的“思想清唱”。     

“拿伯的葡萄园”叙事技巧分析

"拿伯的葡萄园"是《圣经》中的一个小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圣经全知叙事的简洁、含蓄的特征,但也具有自己的独特的叙事技巧。首先,叙述者的直接干预较少,通过戏剧化,巧妙运用"展示"、"讲述",进行客观化叙事,有效调控了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其次,在情节设计上,形成了独特的菱形结构和叙述圈复合序列的结合。最后,运用关键词重复、细节重复,以及对比手法来揭示故事的深层内蕴:道德与属灵的冲突。     

1990年代:走向叙事自觉时期的短篇创作

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在借鉴了现代派小说理论及叙事话语之后,重新发现了叙事的重要性,不仅改变了以往小说忽略形式因素的模式,而且在叙事上表现出独特的文本策略.本文从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者、叙事方式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进行深入考察,认为19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真正进入了文体自觉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与文体相互对照、补充,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故事的形而上：王蒙本体论诗学奥蕴

王蒙本体论诗学在中国诗学理论界独树一帜,是我国20世纪末期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王蒙以故事本体建构其本体论诗学,通过对故事的形而上思考来推进诗学本体论研究,故事的本源和本体、故事的讲述方式、叙述策略和幽默语言等形式本体,以诗学文本自身为出发点和目的,昭示和张扬了诗学本位、形式本位和语言本位,成为王蒙本体论诗学的重要维度。     

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下）——从电视叙事看电视节目的策划

电视策划要做"正确的"事,不要"正确地"做事,电视节目的核心竞争力是电视叙事的能力,电视叙事就是讲故事.它存在两个核心的问题,即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寻找核心句子,"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发现基本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