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

临城劫车案虽为突发事件,但因其而引发的中外交涉,却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有对外交涉,中国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努力之有限性。     

《申报》社评与晚清争回铁路路权运动

晚清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之苦,大量利权落入列强之手。由于铁路在交通中的地位突出,使其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之一,路权也多为列强占有。在晚清争回铁路路权运动中,《申报》从民族立场出发,主张争回路权,实行商办,以维护民族权益。《申报》注意到了商办铁路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在社评中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试论辛亥革命前河南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矿山的争夺日趋激烈,中国人民收回利权的斗争也逐步推向高潮。其中,河南人民反对英国福公司的斗争,是一场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规模较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斗争和全国各地收回利权运动相呼应,推动着辛亥革命的到来。本文拟对这场斗争作一考察,从一个侧面透视辛亥革命前的河南社会。     

清末民初商办同蒲铁路研究

清末民初,铁路问题逐渐引起政府和官绅集团的重视,排拒洋款、自办铁路成为从列强手中挽回利权的重要手段。加上清政府开放铁路修筑权,鼓励地方兴办铁路,自办铁路、挽回利权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在此背景下,山西成立同蒲铁路公司,开始着手商办同蒲铁路,并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路款。然而,因资金困难、管理层频繁变更等问题,商办同蒲铁路最后以失败告终。民国初年,同蒲铁路被收归国有,并入同成线的筹建之中。     

近代中国电报利权的维护——以1883—1884年中英交涉福州电报利权为例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侵蚀中国的电报利权,中方为维护和争回电报利权也作了种种努力。1883—1884年,中英关于如何在福州安放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电报海线的交涉便是其中一例。在此次交涉中,当时身为中国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善于运用策略,力争将此交涉限定于公司间的商业谈判而避免其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两国的电报公司最终于1884年在天津正式签署《福州电线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陆地电报利权的侵占,对此后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常德自开商埠述论

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不同于条约口岸的另一种口岸类型。清末“新政”期间 ,自开商埠成批出现 ,常德自开商埠即是其中之一。作为内陆自开商埠 ,它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不仅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 ,而且有利于所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美国政府与庚子大沽之役

自中美相遇后，美国在对华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动武、不结盟的传统，展现出比其他列强更加自制友善的道德特征。至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美国在首役大沽之战中并未开炮，表面上看似乎是对道德传统的延续。但就在公使失联、大沽开战的同时，美国政府在麦金莱总统的带领下果断放弃对道德原则的恪守，迅速参战并和联军共进退，暴露出它在道德之名下的现实利益诉求。随后通过进军与调停并行，美国还试图进行道德原则同现实利益的结合。结果它以“道德帝国主义”“绑架”了中国和列强，非战争状态成为中外共识，初步维护了其“门户开放”的利益。美国此种侵犯中国利权的别样形式，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清政府的联美构想终究是悲情和失败的。     

19世纪末英国在华侵占路矿的活动

英国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鸦片战争爆发到19世纪末,英国凭借其技术优势在掠夺中国资源方面始终占有优势地位,尤其在修筑铁路、开办煤矿方面。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铁路投资利权的活动中,英国是攫取利权最多的国家;在煤矿方面,则获得了山西、河南等省的开采权。侵占路矿的活动表明,英国把它在华资本转向固定性投资,此举不仅巩固了英国在华的既得利益,而且又谋取了更多的特权。     

郑观应涉外法律思想初探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在国门洞开、主权日削、利源外泄的大变局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挽回利权,促使中外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交流,郑观应逐渐萌发了处理中外交涉的涉外法律思想。围绕着主权、利权、人权,提出了一系列涉外法律原则主张和实施建议,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涉外法律思想。它体现了中国近代法律意识的觉醒,是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梁士诒与清末铁路利权回收

清末粱士诒的铁路利权回收活动,大要有三:一是筹款赎回京汉铁路路权;二是沪宁、广九等路的利权交涉;三是设立交通银行.梁士诒作为执政集团成员致力于铁路利权回收,且功效卓著,这充分说明清末当政者对利权回收问题的关注.学界只重视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乃"商办情结"在作祟,及革命史范式的制约,并不足取.     

现代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需要”

公共利益需要是当代土地征收制度中限定征收范围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法治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此项原则,并通过此项原则较好地平衡了土地财产权和土地征收权。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确立了公共利益需要原则,在制度层面却又确立了建设用地国家垄断制度,法律冲突直接导致广大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严重受损。今后改革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被征收土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并强化征地纠纷的司法审查,以便为在我国真正确立此项原则奠定财产权基础并提供司法保障。     

保护农民权益构建和谐农村--衡阳农民权益问题调查的思考

农民权益保障是指防止权益受到侵害,确保权益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当前农民土地权益和城市农民工的权益问题最为突出.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关键.城市农民工不应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其合法权益应该予以保障.要用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农民维权事业.     

身份界定与民间法调适——因婚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实现土地权益面临的两个法律难题

因婚姻状况变化而流动的农村妇女,在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关财产权益时,面临法律上的两个难题:妇女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界定和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决议的调适.<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该明确认定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依据和途径,规定政府和法院应承担起调适侵害、剥夺妇女土地权益的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决议的职责.     

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开始致力于扩充在华电信力量，晚清政府拒阻海底电报登陆及在中国陆地设线，但由于缺乏领海权意识，并不禁止外国在中国沿海海底敷设电报线缆。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面对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进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海底电报登陆控制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在人权的特性、内容、享有主体以及与主权的关系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统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人权与主权的统一。与西方传统人权观相比,这一人权观充分彰显出自身的特点,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现阶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事业顺利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电信消费中的问题与法律适用

电信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常遭受不法侵害．因此有必要让广大电信用户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即防止电话盗打和线路维护是电信局的责任；现行电信计费方式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电信局不能擅自改变用户的电话号码；电话用户对电信服务的详细情况拥有知情权；电信企业的强制交易行为于法无据。     

农户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公平性缺失与变革

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户的土地权益主要包括成员权与承包经营权,而这两者都难以保障农户公平性补偿机制的实现。在西方国家,征地补偿在立法原则、具体规则及司法实践中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必须以私人利益获得充分补偿为前提。包括"平度案"在内的征地纠纷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在于追求公共利益名义下的巨大商业利益分配不公,农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农户土地征收补偿机制亟需进行公平性变革。结合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应该明确并强化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补偿标准应该考虑到征地后的土地开发收益;改革现有成员权的权利结构,农户应该联合组成独立于村委会甚至政府的特定机构与开发商直接进行补偿协商。     

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土地经营困境及其调适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虚位与政府运行的不规范,是造成土地经营困境的根源。在资源约束与利益驱动下,政府在土地经营中规避了国家的土地管理政策,通过对土地征用程序的掌握,来控制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和过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各方主体围绕土地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要调适政府的土地经营行为,应从产权改革与政权建设两方面入手:通过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集体的所有权权能,真正还地权于民;通过政权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利益的约束机制,建立以市场为核心调整和平衡各主体利益的体制,使各方共享土地交易的福利。     

土地征收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和建设用地，失地农民增多在所难免，但这与实践中存在的侵害失地农民利益现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导致侵害失地农民权益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全面改革征地法律制度。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问题:主要表现、成因及对策分析

农民利益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民主权利、社会保障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与尊重 ,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产生这一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要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 ,把农民利益的保护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农民利益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