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相》看安东尼·特罗洛普笔下的女性自我与社会

安东尼·特罗洛普是19世纪英国最多产最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作《首相》揭示了社会、两性和家庭等多重主题.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发现:一方面,男权文化使女主人公格兰科拉太太不得不将自我追求与这一特定文化之间的矛盾内化,并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精神上的压抑与矛盾;另一方面,受到当时涪大的女权运动影响,格兰科拉太太身上也体现出强烈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特征,特罗洛普赋予这个人物以两重性.同时,通过描述生活在父权社会中的格兰科拉太太从妥协到反抗、再从反抗到离场的人生旅程,为我们解读19世纪女性和社会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中我们可以感知作家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同情,这也正是作品的可贵之处.     

《可食的女人》中的女性身体与男权制度

《可食的女人》中女性人物的外貌、服饰、繁衍、性爱甚至所吃的食物都是由男性控制和决定的。女性丧失了有声的话语权,处于"他者"的位置。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无声的战场,既受到男性的主宰和控制,又是女性反抗男权制的有力武器。《可食的女人》中女性身体和男权制度的关系体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妇女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女性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反抗男权社会,重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从而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地位。     

"情感乌托邦"批判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前期强调"工具本体",转向强调"心理本体",特别是提出建构"情本体";李泽厚美学由前期的"实践乌托邦"转向后期的"情感乌托邦".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依然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路线以及意识哲学的立场,而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现代人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确实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建立在存在(生存)本体论基础上,它超越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立,也超越了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的对立.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生存体验,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它能够在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现代社会,为人类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当代哲学走向审美主义,根据也在于此.     

先秦儒家自我圆成的审美境域

先秦儒家美学孕育着丰富的生活智慧,他们秉承自我修养与健全人格的形成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探求真、实现善、创造美的过程这一观念,以追求道德至善和成己成人、平治天下的圣人境界而实现自我的“圆成”为旨归.因此,儒家审美有着明显的自成性及境域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自我审美修养、自我审美和谐以及自我审美人格三个层面的圆成,层层递进,所展现的是一种审美化生存的境域.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以《伊利亚特》和《封神演义》为例

《伊利亚特》和《封神演义》尽管风格迥异,但有很多相似之处。两部作品都是以史实为基础,融合了各自民族千百年来流传的神话人物故事,分别展现了西方和东方的早期神话。作品中对女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侧面描写,体现了女性在男权为中心的早期社会中的地位。对比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东西方早期父权制社会中人们对女性相似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     

伊迪丝·华顿鬼故事“双声话语”书写策略探析

伊迪丝·华顿的鬼故事系列短篇小说具有"双声话语"的性质,即采用鬼故事这一为男权社会所接受的文学体裁表达华顿的女性主义思想。这一性质通过以"鬼"为主的意象群、缺席、不可靠的叙事者等书写策略得以体现。采用这些书写策略,华顿反映了女性表达自我和反抗压迫的心声,讽刺和抨击了丑恶、残酷的男权体制和文化。     

《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

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一个具有审美主体性的生存个体,历来被塑造成主体属性缺失的天使或恶魔形象,这是男权话语对女性实施客体化、物化的一种叙事策略。基于此,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探讨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绝笔长篇《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以揭示身处男权社会的女作家夏洛蒂大胆地把女人当人来写的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男权文化下的女性书写——以宋词为例

处于强势男权笼罩下的宋代女性词书写高潮的出现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词体的审美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柔顺的姿容依附于强大的男权文化是其主流。但它更重要的意义是体现在对男权文化的抗争中。朱淑真、严蕊、李清照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冲击着强大冷酷的男权文化堡垒，让后代的女性在对自我意义的扣问中找寻到知已的力量。     

错位与建构——论汤亭亭《女勇士》的身份建构模式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展现了为传统男权所压迫的中国传统女性、为美国霸权文化所压迫的二代华裔移民女性和作者理想的美国华裔女性三类人物的命运,在男性话语和欧美话语双重压迫下以"错位的自我"进行妥协与让步,最终自我建构了理想的美国华裔女性的女勇士形象。     

同情的爱——樊家树与沈凤喜爱情的意识特征及其悲剧必然性

“同情的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恋爱心态，它是平民主义思潮在感情世界的反应与体现。《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发端于“同情的爱”，具有平民主义理想内涵，是与以金钱权力为本位的爱情观及其支配下的世俗婚恋行为相对立的理想主义爱情。但在金钱权力统治的市民社会，这样的爱情却必然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经历痛苦挣扎后而走向幻灭的悲剧。     

主体间性美学思想对恩情文化的解构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恩情观念,它以施恩-报恩理念来规定人际关系,由家族伦理的孝到社会伦理的义和政治伦理的忠,都贯穿着恩情理念。恩情文化一方面构建了一种人情社会,减缓了暴力性,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施恩者对受恩者具有支配性,而受恩者对于施恩者具有依附性。中华美学具有主体间性思想,主张主体与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因此,中华美学以主体间性思想解构了恩情文化。这具体体现在自然审美对社会关系的解构;审美意识对伦理观念的解构;审美同情对权力关系的解构等,从而证明了审美的超越性、自由性。     

人性与自由情感——兼论奥斯卡影像美学

人类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情感：自由情感和必然情感。所谓自由情感指的是刺激源和这种情感对象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条件下所产生的情感。美的本质就在于自由情感。奥斯卡艺术堪称电影艺术中的经典。奥斯卡奖近百年的评奖历史证明人性是社会大众和奥斯卡奖评委共同的最好的审美趣味激发源。其中爱情、亲情、友情是奥斯卡影像中最浓墨重彩的人性主题，是自由情感的主要源泉，也是奥斯卡影像美学的核心。     

土家族情歌文化及其民族性格研究

土家族的传统情歌是“以歌为媒”,以社会生活为表现主体的文化形式。土家族情歌真实地描述了土家族儿女的爱情生活,表现了他们真挚的爱情观和审美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土家族人通常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歌词中常常表现出土家人对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起到了宣泄情感的作用。土家族情歌深刻地反映了土家人民的民族性格,即追求婚恋自由,反抗封建压迫;重情尚义,反对势利;安于农家生活,性情恬淡。     

古希腊娼妓制度探析

古希腊的娼妓业始于宗教仪式中。妓女是古希腊社会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阶层。妓女有三个等级。最低等级的妓女是一种女奴,面向社会大众;第二等级的妓女是一种歌妓,服务于贵族的宴会;第三等级的妓女是艺妓,活动于上流社会。艺妓素质高雅,经济富有,影响了许多显赫人物。但是,妓女受到社会的歧视,其地位低于妻子和妾。希腊社会为妓女们提供了宽裕的存在的空间。雅典男性公民既离不开妓女,也离不开妻子。     

池莉小说爱情观的道德悖论

"不谈爱情"是池莉的一个文学命题,也是她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在池莉看来,爱情是超离现实生活的,本真的生活现实中只有实实在在的婚姻和日子,没有高雅的爱情。池莉以此表达对现实生活中世俗男女的同情和启蒙,突显存在就是强者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带给世俗的是冰冷的夫妻和婚姻观念。池莉的这种爱情——婚姻观中存在着道德悖论,降低了文学对现实的审美价值,带来文学对现实生活的错误认知,彰显了池莉小说媚俗化审美取向。     

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及其《忧国》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坛上极其复杂的作家 ,特别是他的美意识至今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中既包含着日本的古典美、也揉进了希腊的古典美、西方现代弗罗伊德的学说 ,以及他的政治理想等。概括地讲 ,三岛由纪夫的美学核心是生、死与美。从他的小说《忧国》开始 ,他的美意识发生了变异 ,即他将美与恶视为等同。三岛由纪夫的这种审美意识追求 ,不能不使他的美学走向危险与恶的绝境。小说《忧国》展现了三岛由纪夫爱、性、血、死等合而为一的美意识     

凄苦的爱情——哈代短篇小说人物爱情探析

爱情和婚姻是哈代小说最喜欢叙述的一部分内容,通过对爱情、婚姻生活等的细致描绘,哈代着力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环境对人的压力,以及人性本身的善良与软弱。在短篇小说中,这一主题依然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在这些故事中,最能打动人的是小人物和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爱情很难走向完满的结局,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完美,她们的命运才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本文就哈代代表性短篇小说中人物的爱情故事给予分析和研究。     

发乎情,止乎礼义--琼瑶小说爱情模式面面观

琼瑶的小说,大多有同样的背景,相似的人物,相类的故事.琼瑶擅写爱情故事,且有传统、现实、浪漫、传奇的爱情模式,但琼瑶所描写的爱情重在渲染"情"字,表现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纯情和对"性"的消解.     

文化冲突与元杂剧中妓女形象的突变

元代爱情剧与家庭生活剧中的妓女形象存在歧异,源于当时社会的文化冲突.爱情剧中美好的妓女形象体现出商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对传统观念和传统爱情模式的冲击,文人适应市民的欣赏口味,美化妓女成风.而回到更为现实的家庭生活剧中,文人更自觉地维护农耕文化需要的稳定家庭结构,于是妓女形象在他们笔下“原形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