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继承“汉音”传统 开拓“魏响”新风──论曹丕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

建安文学分“汉音”和“魏响”两个发展阶段．曹丕在建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中心位置，既是“汉音”的继承者、发杨者，又是“魏响”新风的开拓者．曹丕的文学创作，兼备“汉音”和“魏响”的特色，最全面、最集中地体现着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因而曹丕实为建安时代最富代表性的文学家．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反英雄”：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论台湾作家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郭沫若的惊叹、茅盾的批判、“新感觉派”的焦虑、张爱玲的热爱、沈从文的厌恶,几乎奠定了中国文学中的都市情感指向。但台湾著名新生代作家林耀德在其散文书写中,提供了对普遍性“都市”介于“亲”与“不亲”之间的情感态度。借用已有都市书写中的“废墟”意象,将都市处理为“迷宫”意象系统,是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又一历史贡献。大量书写、思考都市这一“钢铁蝴蝶”的生命性、有机人格力量,令林耀德成为当代华文都市散文真正的领军人物。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沈从文1940年代作品中的“神”

“神”在沈从文的文本中具有多种内涵,然而作为其思想核心范畴的“神”指的是宇宙本体和生命的终极状态。它不可分析、不可言说,是沈从文在对“美”的迷狂中借助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获得的天人相契的启示——“无言的教训”。沈从文思想中的“神”既是对于湘西神秘文化的继承和提升,也是以湘西神巫文化铸造民族品德的具体实践。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沈从文1940年代创作的晦涩

沈从文1940年代的“抽象”类写作呈现出一种晦涩的风格。作品的晦涩源于作者个体生命经验和现代生存境遇的独特性以及作品独特的表现内容和个性化的表现手段。沈从文作品晦涩风格的形成不仅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也与传统湘西世界中的“神”有着密切关系。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自然主义特征

沈从文创造了一种诗体的散文化"沈从文体"小说,其小说具有一种"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妙境界,并且有着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该文力图从如下三个方面来阐释这种特征:注重细腻描绘,客观实录;不作主观介入,不进行道德评判,在沉默中给人以震憾的力量;截取生活片断,关注凡人琐事,叙述倾向散文化。可以说,沈从文在对"自然"的追寻中使其艺术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从《灯》与《虎雏》看沈从文的人际交往关系

沈从文往往在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蕴含了深刻的人际交往内涵。《灯》与《虎雏》是沈从文的人际交往观念的大展览。这两篇小说沿袭了沈从文一贯的城乡对峙模式,通过书写来到城市的乡村军人与“我”以及与城市的交往,探讨城与乡不同地域对人的造化和影响,还探讨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困境。     

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论争缘起及观念罅隙

太阳社对茅盾的态度从“友”到敌的急剧转变和创造社与茅盾间“新仇”“旧恨”的交互缠绕使得双方的革命文学论争显得非同寻常,对于这段论争缘起的详致剖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真实面貌和实际图景,进而在此基础上理清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观念分歧和裂隙所在。     

《边城》空间叙述探析

沈从文《边城》构建了一个有形的可视空间和心灵意义层面的无形的模态空间。在描写自然山水和人物时呈现出的和谐的＂丫＂或＂三＂型空间结构之有形空间中,浸透着作家有关人性、文明以及社会人生的悲剧意识,由此而展现出一个深层次的悲剧式的审美空间,并超越历史凝成永恒的审美理想和经典印象。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