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述评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学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行了述评。近十年来,学界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和趋势,研究领域也从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学界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台湾问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日本政党、议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民间交流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     

国家利益追求是促进日韩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合作”的需求为视角

促进日韩邦交正常化的动力有很多,其中日韩两国在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方面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日韩最终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动力。与日韩经济合作相关的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是影响日韩会谈的重要因素。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日方始终试图避开法律上、道义上的责任问题,以经济合作的方式解决两国间的纷争,实现邦交正常化。随着美国政策转变和日韩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合作最终成为日韩关系的基本政策立脚点,日方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     

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及其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日韩两国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始了邦交正常化谈判。但在索赔权、领土与海域等问题上尖锐对立,致使谈判持续了14年之久。目前日韩关系依然没有摆脱邦交正常化谈判遗留问题的阴影。     

美国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作用（1951-1965）

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1951-1965)历时长达14年之久,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受到美国东北亚战略的影响。反之,日韩会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亚冷战格局的演变。探讨美国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作用,可以分析美国为什么“搭台”以及如何“搭台”的。     

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两国领导人经过四次的会谈磋商下一举实现的.其中日本在野党的对华外交在中日复交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促进了田中内阁迅速做出访华实现邦交的决断.     

日本经济界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前,日本经济界的诸多团体、企业及个人,为两国间民间贸易的发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同时,日本经济界还通过各种活动,以经促政、以民促官,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争取有利的宽松环境。回顾历史可知,两国间经济的交往与合作,需要双方政府间的有力支持,二者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按照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的原则发展经济关系,两国关系才能获得全面、稳定、健康的发展。     

历史教训的回顾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发生50周年和日中邦交正常化15周年。 今天的日中关系,总的看来还是好的。但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主要有“教科书问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蒋介石遗德显彰”、“防卫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的1％”、“清津号事件”和“光华寮问题”等。这些事件的特点是,全都是由日方挑起的。因此,作为我们日方,需要深刻认识这些事件背后隐藏的问题。     

恢复邦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转型与前景

恢复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经济关系获得了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规模迅速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层次逐渐提升、机制日臻完善、影响空前增强等方面。恢复邦交正常化40年后,两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中日经济关系加速转型,主要体现在实力对比关系逆转、相互依存格局易位、主力驱动系统调整、新型分工体系确立、多层合作模式构筑等方面。展望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仍十分乐观,主要趋向包括自贸合作可望全面推进、财金合作势将稳步扩大、中国对日投资前景广阔、节能环保合作逐渐提升等。     

《吕氏春秋》"德"论研究

《吕氏春秋》关于“德”的思想上承先秦,下启秦汉,其内涵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等诸多层面:作为现实事物之运行规律及特性和体现自然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哲学层面上的德;作为仁、义、公、信、忠、孝等道德品性之总称的伦理层面上的德;作为治国方略,“为天下国家莫如以德”的政治层面上的德。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和借鉴其以德治国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     

朝觐礼考

朝觐是西周时期的重要邦交礼仪 ,它对于巩固周代初年的统治和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春秋以后 ,虽然“礼崩乐坏” ,但朝觐礼仪却为春秋诸侯所继承 ,并成为霸主控制与盟诸侯的手段之一。它一方面提高了霸主的地位和权威 ;另一方面则将众多的诸侯控制在霸主之下 ,对邦交秩序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朝觐的礼仪 ,历来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爬梳 ,钩沉发微 ,试图勾勒出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朝觐礼仪。     

论春秋辞令运用主体的成熟与理论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知识阶层对辞令的讲求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天子、诸侯、卿大夫乃至王孙、公子等拥有知识的贵族阶层,都开始重视辞令,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庄重严肃场合的言谈中越来越讲究文饰言辞。在社会重视辞令、讲求辞令的背景下,春秋辞令逐步走向成熟。具体表现在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士大夫等辞令运用主体的成熟和理论的成熟两个方面,其中主体的成熟是春秋辞令成熟的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春秋辞令成熟的标志。     

二十年来春秋史研究述要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与基本内涵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对此加以梳理、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以便以更科学的方式进一步探索。     

探索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历程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外交关系便是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至7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至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显示出新的特点。中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积极倡导合作、共赢与和谐。     

春秋会盟礼考

会盟是春秋时期的一种重要的礼仪 ,它对于解决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调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频繁发生的会盟 ,也成为春秋时期邦交中特有的现象。文章试图通过对春秋时期邦交领域中会盟礼的由来、会盟的目的和类型 ,以及其发展的趋势 ,做一粗浅的探索 ,以图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孔孟荀的诚信思想比较及其启示

孔孟荀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三个重要代表人物。作为儒家的代表,他们的诚信思想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共同特征。但孔孟荀又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代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具体历史特点又决定了孔孟荀的诚信思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孔孟荀的诚信思想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上,都留给当代人以深刻启示。     

从《诗经》看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诚信”道德状况

<诗经>用大量的篇幅揭露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的状况.其主要表现在"五伦"关系的失序、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的背信弃义等方面.同时,<诗经>还揭露了造成这些状况的某些原因,对于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论春秋中期郑国由盛转衰的原因

春秋初年强盛一时的郑国,在春秋中期迅速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异姓卿大夫专权,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斗争激烈,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经济改革措施相对滞后,国家发展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齐、楚、晋相继兴起,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不利于郑国的发展;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限制了郑国的对外发展。     

先秦的策祝仪式及文体特点—兼谈对《左传》中两篇祝辞的看法

《周礼》太祝“六祝”中的策祝多为远罪疾的祈祷，因事出突然、情况特殊，必须举行特别的祈祷祭祀，祝文也应书于简策。《左传》所载荀偃《祷河》和蒯聩《战祷》皆是春秋策祝的代表之作。策祝针对性极强，一事一祝，没有形成常规祝词的陈词滥调，大多采用散文的形式。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外交战略

南太平洋地处中国外交大周边,构建良好的南太平洋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现状,中国应坚持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伙伴"、"政治依托"和"安全保障"的战略定位,抓住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合作愿望,通过多种途径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尽管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从而为双方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