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情况发生的变化,类推制度已不合时宜,因此,我国新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而采用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贯彻了依法治国的精神,是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在刑法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刑法典中最突出的进步。罪刑法定的实行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试以历史沿革为视角论罪刑法定之内涵

罪刑法定从一种学说到一项基本刑事法律原则,几百年的历史演进完整地揭示出它的根本内涵。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迟迟才进入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对该项原则理解和适用就缺失了严谨性和统一性,以致在一些个案中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法律的权威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功能

本文从人权的内容及其逻辑形态的转变条件入手,揭示出切实保障人权需要借助于国家政权采取法律手段,而为了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积极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禁止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刑罚,必须将其限制在理性范围之内,而根本方法就是罪刑法定,由此,文中揭示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人权的保障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

刑法的价值是刑法理论的深层次问题。文章针对刑法规范的特点 ,强调对刑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应予充分重视 ;认为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初到当代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嬗变 ,但是其人权保障的意义始终如一 ,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代仍不失其生命力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若干探讨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新刑法确认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探讨和论述。作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促进全人类文明、进步、民主的世界性刑法原则，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由资产阶级所创制，但我国新刑法却首先最完全、最彻底、最真实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居核心地位，是其它基本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自其产生发展至今,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也对该原则予以肯定。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和心理强制说为罪刑法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思想已经衰落。现代为罪刑法定提供理论支持的是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和人权思想。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维度

作为宪政精髓的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生俱来的实质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通过刑法的契约性,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正好契合了宪政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刑事法治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构建违宪审查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之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立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并非尽善尽美.为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的基本法理、价值取向诸视角,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内在冲突加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其冲突的建议.     

略论我国罪刑法定下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其确立为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此走上刑事法治文明的轨道.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包括形式罪刑法定与实质罪刑法定,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表里,才能真正践行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罪刑法定之"法"应当涵盖非刑事法律

在最初意义上,罪刑法定之"法"仅指刑法。然而,为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同时兼顾刑法的稳定性,当代立法者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非刑事法律引入刑法领域。因此,当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也包含了在刑法具体法条指引下而适用的非刑事法律。     

单位犯罪与三罚原则

当代各工业化国家的刑法大都设立了惩罚法人犯罪的法律制度,刑法确认法人具有犯罪行为能力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是意志与举动可以相对分离的原理,并据此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刑事责任归结途径和承担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惩罚制度是来源于传统两罚制度的所谓“三罚原则”。1997年修订的中国刑法在法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单位犯罪的特殊概念,将法人犯罪和非法人团体的特定违法行为都归入单位犯罪的范畴,并且全面确立了三罚原则在中国刑罚制度中的作用和地位。     

再读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功能的关系出发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与刑法功能的比较分析，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区别于刑法的双重功能，仅具有保障人权的单一作用，并基于此对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罪、功、刑相适应——对犯罪后重大立功的认定与处罚问题的思考

“罪、功、刑相适应”要求犯罪、重大立功和刑罚三者之间的均衡。认定重大立功,应当将犯罪分子所立的功与其所犯的罪进行功、罪比较,动态分析,做到功、罪均衡、相当。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轻处罚时,应当是在其犯罪所应当判处的具体刑罚所在的具体法定刑幅度以下判处刑罚,做到罪、功、刑相适应。     

不能犯的可罚性研究

不能犯可罚性的判断标准,直接体现了刑法基本立场的选择,国内外刑法学界也存在着多种学说以探讨不能犯可罚性的问题和其判断标准。通过厘清刑法学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在处理不能犯问题时的选择与作用,以及对多种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印象说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以现代社会普遍联系为考察视角,从预防功能角度出发,尝试探讨加入考虑行为导致不能犯的偶然性及其相关因素,帮助判断其可罚性,并以此修正印象说的固有缺陷。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调控范围的特点与趋向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理性觉醒和犯罪观、刑法观转变的成果;罪刑法定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刑法的调控呈现出制刑权专属性、刑法谦抑性、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刑法规范体系的不周延性、刑法调控范围由开放走向封闭等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宽容程度提高,其人道性增强,但要防止刑罚不足现象的出现。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对单位犯罪处罚规定的修正建议

从主体涉及范围、犯罪手段和危害性的严重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单位犯罪,探讨了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定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1)刑罚种类进行调整;(2)区别处罚不同类型的单位犯罪;(3)罚金数额应有确定;(4)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处罚应更具体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