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农户经济研究十年

新世纪以来国内农户经济研究延续了西方农民学和20世纪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以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户家庭经济环境和经济行为方式的变迁为基本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对农户的经济理性研究、农户经济行为过程和内容的分析、农业生产要素与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三个主要方面。已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农户的经济生产或消费,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重识农村合作经济——兼论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必要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找到突破口的。在包产到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又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局面。从表面上看,这种分散经营的农户经济有着与历史上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某些相似的特征,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所形成的农村经济中村合作经济和农户经济并行发展、共同经营的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中由农户孤立经营农业的格局。农户作为一个基础的经营层次,实际上仍处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之内。双层经营体制集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和家庭经济的积极性于一身,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这种家庭经营合作经济有效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济发展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国家目标下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极紫外光刻机为例

产业权力是一国在战略性产业国际体系中影响其他国家行为和利益以维护本国利益或相对优势的能力。新型举国体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最终指向也在于谋求产业权力。产业权力的形成是国家与市场互相嵌入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并以极紫外光刻机为例说明美国如何利用开放的市场机制完成其产业权力构建。研究发现,美国通过设计愿景、投放资源、定义规则等方式,成功在极紫外光刻机创新生态系统中嵌入了产业权力,实现其对极紫外光刻机产业的控制。创新生态系统能够调和国家战略控制与市场追求行业利润的目标差异,这为新型举国体制在国家战略目标下动员和整合各类要素资源、发挥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提供了参考。     

农户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行为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农户和“龙头”企业的经营结合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户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存续区间、竞争范围和替代界限以及比较效率的变化趋势,发现农户进入农业产业化的先决条件是：单个农户的边际生产率小于农业产业化边际生产率时农户就会无选择地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但是,农户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受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性、农户在生产经营目标选择上的兼业性、农户在生产投资上的多样性、农户采用生产技术的现实性和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不可分性等影响,农户在进入农业产业化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此,在农村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时,要正确认识农户行为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要采用适应农户行为的多种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建立规范农业产业化参与主体的经营制度     

农业规模经营的研究

农业规模经营,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的产物。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农业规模经营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通过由家庭联产承包制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扬弃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极端平均主义分配僵化模式的基础上,农户家庭成了土地经营的基层单位。在“均田承包”土地的基础上,随着农户的分化,地块面积也在缩小。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的现状     

欠发达农区农户农业生产风险决策的行为分析——以金融危机影响下柘城县三樱椒种植户为例

以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河南省柘城县三樱椒销售价格严重下滑为研究背景,从农户风险处理措施、风险防范措施两个方面,探讨风险状态中的微观生产个体——农户的决策行为类型及特征。发现农户在处理当前危机时,多数农户表现被动;对未来风险防范方面,风险规避型农户与冒险型农户比例相当。从由农户自身给出的行为动因,从个性、共性两个方面进行的分析和归纳中,发现决策者的心理因素、信息获取渠道、家庭经济水平及三樱椒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非农收入水平及农业保护政策是影响农户风险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此,针对农业风险承受主体及管理主体——农户及政府,提出了风险应对建议。     

中国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结构变迁及根源

对“九五”期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农户经济运行进行比较后发现:目前中国农户经济运行正处在一种徘徊趋势中,而农户家庭经济结构则处在一种微调状态下。农户家庭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呈恶化趋势。尽管农户的经济行为是严格按照经济理性原则进行的,但受家庭人力资本等积累水平制约,农户经济非农化进展缓慢。为此,政府应当在农村教育上加大投资力度,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更加尊重农民的选择,在非农化发展方向上进一步降低资本门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中的农业治理权重塑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国家农业治理策略调整的重要内容。随着农业生产环境变化，传统家户为主的农业治理形式难以适应小农户持续发展的要求，基于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的外部引导，逐渐促成国家、农户、市场、集体的有效衔接，农业治理权被重塑而形成多中心的混合权力体系，农业治理格局逐渐由传统的农户绝对掌控转向多主体协作的半开放式治理。由此，在不改变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小农现代化路径。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南京市为例的分析

1978年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使农户成了现阶段我国农村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运行的行为主体,农户既是农业生产活动基本生产资料的主要掌握者,又是农副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在我国农户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现阶段,农户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使得农户经营行为具有了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追求效用最大,尽量满足家庭生存所需;另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尽量多赚钱,发家致富。农户经营行为的这种特性从农户的兼业行为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本文拟就南京市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对农户的兼业行为作一简要分析。一…     

中国农户的投入行为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户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在农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其投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的前途与命运,正确分析与评价农户的投入行为有助于及时地把握农业发展的动向,有助于引导农户合理地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一、农户投入行为特征分析1．投入多元化。这既表现为农户对农业的多种经营、多种种植的行为方面,又表现为农户普遍的兼业行为方面,也表现为富裕了的、走上稳定的工商经营道路的农户仍不放弃对农业投入的行为方面。农户多元化投入的行为动机是实现家庭收入的稳定与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     

中国农村土地环境退化的成因与国外政策设计的启示

非点源污染的广域性、随机性和监测困难,使得非点源污染治理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即使在发达国家,非点源污染治理政策设计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从政策角度诱导和激励农户的土地保护行为、政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支持农业土地保护技术变革和与农户分担土地保护的成本、如何通过劝说和教育方式诱导小规模养殖场遵从政府管理规定.中国农村土地环境管理的关键在于政策与制度创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非点源污染政策设计面临更大困难.中国农业污染的事前预防,显得更为迫切;考虑农业生产行为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效果后的资源保护行为变化的政府与农户成本分担是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础;如何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户的资源保护技术参与行为,对于未来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创新意义重大.     

论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农户参与

农户家庭承包制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制度。农户作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投资的主体，其经营决策和投资偏好必然对实施可持续农业产生重大影响。各级政府在组织、策划和实施可持续农业行动计划时，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特定国情并给予足够重视。一、诱导农户自觉参与可持续农业的意义（一）农户行为方式影响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生态环境优化1、农户是土地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主体，其利用和处置方式关系到这一主要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的非持续利用主要表现在利用方式和利用结构的不合理上。土地资源具有多样性特点，其利用方式也必须与之相适…     

大数据时代平台权力的扩张与异化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推动下,平台组织成为对社会经济要素整合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权力结构,从而催生特殊的平台权力模式。通过研究平台权力的扩张、冲突和异化,可以得出:平台权力的形成过程就是平台私权力扩张而导致公权私有化的过程;平台生态体系的利益主体之间容易产生权力冲突,影响着平台结构化运行的规则、制度、组织等平台秩序;平台权力的凝聚容易形成平台权力垄断,进而造成人们的行为轨迹和相关数据被挖掘和不当利用等后果。平台权力结构和秩序的优化将有助于我国平台经济和大数据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自发性到嵌入性——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论战与反思

学界从自发性与嵌入性层面,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展开论战.自发性观点主张,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能生成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这种视角突出个人权利、个体理性与自由,反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嵌入性视角则主张,市场经济嵌入在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公民社会中,是国家和社会推动的结果,它应当积极为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服务.两种视角由于固守自身的理论边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曲解了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     

古代中国与西方"家与国"关系结构的差异及对法律秩序内涵的影响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促使家国同构,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国家;古代西方国家(指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与国最终实现了分离,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私有制—国家。古代中国,国家规范采纳的是私权力特征的伦理秩序,法律秩序只是伦理秩序的变体;古代西方,国家规范采纳的是公权力特征的法律秩序。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是伦理秩序的变体,所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农本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需要对中国古代法律秩序进行全面重塑。     

论征地补偿的政治价值

征地补偿的实质是政治行为,所以应将市场价值手段嵌入政治价值之中,即在效率与平等的动态均衡中达成社会公正。征地补偿的政治价值之实现,需要以政治行为制度化,即权力(利)结构化为前提保障。离开国家权力之间,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社会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难以形成权力(利)的支持、制约与监督系统,也难以避免行政征收权滥用市场价值手段而导致征地补偿的非公正性。     

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困境与选择

一、农民经济行为的短期化与制度创新 1979年所推行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家庭农户为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家庭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农户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目标;1985年,粮食统派购制度改革,农民拥有了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已基本上成了独立的经济实体。 但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农民家庭,是在农村三元经济结构的制度约束下从事经济活动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落后的自然经济和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这三种不同质的经济成份促使农民的经济行为受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支配。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工业是三元经济结     

农民专业化合作的产生与效率的实证分析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维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组织的专业化服务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增强了农业对资金、技术、信息等诸多要素的集聚功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了农业竞争力。计量模型的考察和400农户的调研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改革后农民基于市场机制,自主加入经济合作组织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正效应,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合作行为。原因在于,企业和农户之间增加的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尽管会增加一定程度的外生交易费用,但在节约内生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农业政策“合意空间”：日本乡村振兴的政治密码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且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其发展经验颇受关注。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聚焦于日本政府各项助农政策的实施及乡村振兴某一方面经验的借鉴。尽管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到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政治因素,然而仍没有揭示出日本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政策的密码。应该说,日本乡村振兴的政治机制不容忽视。日本乡村振兴的两大基石是《昭和宪法》的颁布与农地改革的实施,农协的组建和发展则成为了日本乡村振兴的组织化平台,五五体制下自民党与农协的联合实现了保守力量的结盟,进而形成了农业政策领域中自民党、日本政府与农协之间的“合意空间”,从而促进了日本的乡村振兴。日本农业政策“合意空间”形成的宏观基础则在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促使国家权力向现代型转变进而所形成的“国家嵌入社会”模式。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华亭县林业局局长陈光泰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它业务的兴衰和国家长治久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没有实现区域化、专业化的地区，农户的经营仍处于小而全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