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与农民专业合作化难题的破解——对万年“贡米”集团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江西万年贡米集团“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实地调研发现,市场契约可以打破农村人情面子在合作过程中的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规则、一系列的产品质量认证等制度促使农民为了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农民只有遵守市场规则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实现利润,不遵循市场规则将遭受损失,因此农民专业合作是通过契约倒逼机制实现的.仅靠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抵制;而通过农民自身实现组织化则存在人情面子困境.农村互助领域和合作领域的规则不同,与人互助,应该讲人情和面子;与人合作,则应该讲契约与规则.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合作的契约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制定公平公正的契约并保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将外部力量的倒逼与农民自发需求结合起来.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与运营风险防范

农民专业合作社风险是内外部环境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环境变化的不可测性、复杂性以及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无法对上述变化做出有效调适从而导致了风险的发生。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面临的运营风险各不相同,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和区域环境下,针对某种合作社有效的机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类型。不同类型的合作社面临的风险来源及其形成过程各不相同,因此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具体的风险防范措施和运行模式也各有迥异。但是,那些成功的合作社其内部治理机制中都蕴含了诸如多元化参与、紧密的利益联结、风险共担、自由进入退出等具有共性的要素。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以机制问题为中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陷入到了"难发展"与"发展难"的境地.造成此种困境主因是其发展过程面临着"机制问题":生发机制上的政府性;内部决策上的 "一股独大";运行体制上"重组建"、"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摆脱这些窠臼需要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机制系统的健全将会凝聚形成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形势与趋势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态势良好,其特点是:一批示范社正在率先成为现代农业经营组织;成为社会化服务的基础力量,高新实用技术应用平台;促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促进邻里和谐互助;农超、农校等对接活动在各地兴起;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在各地陆续展开;合作社成员内部信用合作逐步发展.在“十二五”期间,要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促进合作社规范发展;提升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尽快成为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加强合作社人才培养,造就现代管理人才队伍;加强普法和典型宣传,扩大合作社社会影响;继续完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加强业务指导和信息服务.可以预见,数量继续增加、管理渐趋规范、竞争力日益增强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发展趋势.     

农村专业协会经济运行的内部制约因素

农村专业协会经济运行的内部制约因素潘劲本文所使用的“专业协会”这一术语，实际上是一个统称，它泛指成员专业生产提供技术、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服务的农民组织。侧重技术交流和技术服务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以提供产前产后服务为主的专业合作社、专业...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农村金融注入了活力,但也存在道德风险和经营能力风险。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在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正规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出现了大量未经银监部门批准、蕴含较大风险的资金互助组织等。应从营造制度环境、拓宽资金来源、改革外部监管机制与内部控制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增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防控风险的能力。     

内蒙古自治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速度较快,但仍未摆脱来自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因素的制约.就组织内部而言,资金供给不足、管理者与成员的专业素质偏低、运行机制不规范和农业专业技术薄弱等因素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要素供需矛盾尖锐的直接表现;就组织外部而言,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有待改善、各方对政府与合作组织关系的认识模糊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外部因素.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摆脱内外部的双重羁绊是其获得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贵州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贵州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快、行业分布较广、类型多样;但利益机制不很完善、市场经济组织功能发挥不好、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亟待提高;因此,必须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功能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多途径解决资金困难、健全运行机制、处理好规模、结构与效益的关系.     

江西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扶持的调查分析

政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引导者和支持者,农民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社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增强政府对乡村建设支持和扶持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合作社社员在教育培训、资金融通、项目扶持、土地、人才和市场等多方面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应制订一系列政策,如加强教育培训,放宽贷款条件,在资金支持方面给予更加优惠的措施,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进一步加强监督合作社内部行为等,以促进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     

从集体化到合作化:中国农民组织的演变与趋势

建国60年来,中国农民组织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从农村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中国农民组织经历了政府主导推进的集体化阶段;从包产到户到成立专业合作社,中国农民组织经历了农民自主选择的合作化阶段.通过回顾和分析中国农民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演变过程、体制特征和激励机制,可以看出,新时期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是合作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经营为主体的、政府支持下的农民合作组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助推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发动机"——即墨市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与思考

发达地区和国际成功经验表明,合作社发展越完善,该国或该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就越高、产业化实力就越强.其服务全面化、系统化,合作多样化、规模化,经营专业化、区域化,中介作用充分发挥的经验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即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虽已形成管理民主化,农民组织程度高;经营专业化,产品竞争力强;服务标准化,农民收入多的特点,但进一步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为此,应尽快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规划,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指导和监管,鼓励和扶持合作社走品牌化之路,提高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合作社向联合经营和集团化转型升级,从而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涵及实现机制选择——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构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体系,既应赋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完整的内涵,又要创新实现机制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面对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以及农民的退出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残缺等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内置于“农民集体”的治理结构,赋予“农民集体”一定的法律地位,重新界定各个权利主体的边界和权能.本文从现实的案例分析中总结出三种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机制:传统的行政组织替代模式、新乡村共同治理模式和独立法人模式.对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的选择既要依据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又要有所创新.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土地流转“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模式的潜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深化,新兴的流转模式即“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破土而出.它为当前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模式的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存在隐蔽性“农地非农化建设”之嫌,农民难以充分享受农地规模经营的收益等.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农地流转行为,允许农民的股权流转和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等措施来解决.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缘何出现差异性实践结果：一个整合性框架的解释视角

农村互助养老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整体不佳和内部分化的服务结果。然而,关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因果机制仍未被有效揭示。基于山东登区岛村和浙江吉县里村的案例比较,提炼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整合性解释框架。框架包括嵌入性情境、权力主体、制度设计三大要素,且要素间相互影响,形成三重机制。一是空间影响机制。嵌入性情境决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基础,影响权力网络建构及其权力主体的理性行动,进而对制度设计产生影响。二是行为影响机制。在结构约束下,相关权力主体适应社会情境以采取策略行动,影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及其能力。三是效能影响机制。在既定权力网络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促进“设施—服务”和“参与—生产”有机转化,锁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效能。三重机制共同作用,最终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研究有助于打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内在机制和复杂机理,为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财政扶贫组织的新探索——重庆市开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案例的启示

财政扶贫对于贫困村脱贫致富以及促进新农村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扶贫不仅要加大资金投入,而且要创新扶贫组织模式,尤其是新兴发展的"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财政扶贫视角,采用SWOT分析法对重庆市开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实践运行进行深入剖析,发现重庆市开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从利用外部第三方机构协助监管与政策发展的机会,避免外部法律监管定位不明与市场竞争激烈的威胁,借助内部信息运行充分的优势,克服内部风险与激励管理不足的劣势为推进我国"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吉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业分布差异及发展对策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间的分布是有差异的.吉林省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分布在果蔬产业及畜牧业,其原因是其产业化程度较高、市场风险较大等特点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等方面决定了其交易费用高于其他产业,从而导致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分布差异.因此,由于合作组织的产业分布差异是内生的,这就需要从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由数量发展向质量发展转变;提高合作组织发展后进产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严格监控农资市场,把关农资质量,激发农户入社的内生力;扶持粮食储藏等产后方面的合作组织的发展以及加强对资金互助类合作组织的资金供给方面的扶持等加以引导与调整.     

农地流转的新特点及农民失权状况分析

土地流转和农业实行规模经营的提出,农村兴起了新一轮的圈地高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可能有效保障土地流转的农民权益.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土地市场化流转难起步是农民土地流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解决的途径:一是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界定、测定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和数量的基础上,将集体土地确认到以组(自然村)为主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并以股权形式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三是建立健全流出土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再就业和创业的社会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