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高管薪酬和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高管的行为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07-201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现金薪酬部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高管持股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了激励作用.高管的现金薪酬部分只有在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中起到了激励作用.     

高管激励、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质量

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权力激励均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高管权力激励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必须重视高管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确保独立董事各个职能的有效履行,利用好独立董事为企业搭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及长远发展。     

大股东利益侵占与高管薪酬安排——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沪深股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集中研究了大股东利益侵占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分析认为大股东利益侵占会降低公司业绩反映高管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信息含量,削弱高管薪酬的激励强度。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建立起了与业绩相联系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但激励强度仍然很弱,而大股东利益侵占则进一步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进一步,低强度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减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因此,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安排,提高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性,需要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进行监管。     

内生性视角下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目前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方面,较少考虑高管权力因素,也基本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片面强调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决定作用,而忽略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反作用。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显著加强,高管薪酬也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正向循环关系;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影响。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银行高级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是银行治理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框架。实行薪酬激励的主要目的是将高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尽量的协调一致,以减少代理成本。以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银行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主要结论是,目前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增加了银行的经营绩效。银行高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有重要的影响,CEO与董事长、董事分离程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越低,高管得到的非正常薪酬越少。     

高管薪酬、机构投资者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本文以2005—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以及在机构持股比例不同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企业发布业绩预告的精确度越低;相比低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而言,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负向影响更小。研究表明,高管存在薪酬操纵动机,并不符合最优有效契约理论的观点,反而提高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上市公司高管层薪酬激励与资本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4年-2006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Evicws5.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高管层股权薪酬和持股比例影响高管层资本结构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股权薪酬和持股激励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显著为负,与代理理论相符合.     

薪酬委员会与高管薪酬——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薪酬委员会在决定高管薪酬水平、薪酬构成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探讨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也成为近年来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方向.文章利用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了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的设立降低了高管货币薪酬水平,在抑制高管薪酬膨胀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对高管持股以及薪酬敏感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及发展独立董事专业市场是提升薪酬委员会效率的重要途径.     

董事会监督效力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董事会监督效力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董事会规模、薪酬委员会的设立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董事长总经理的二职分离、董事会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均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薪酬与高管薪酬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中的契约选择: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

目前,在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委托代理契约中,主要采取隐性激励契约而非显性契约.但有效的隐性契约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交易各方的利益.比较而言,隐性契约和显性契约各有优缺点.就我国国有企业而言,隐性契约为主的激励契约不能有效地防止委托代理双方的道德风险,降低代理成本.以显性契约为主、隐性契约为辅,能更好地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是未来国有企业契约选择发展的趋势.必须将控制权收益中合理的部分纳入显性契约,同时明确禁止侵占、转移国有资产.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探析

因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企业高管常常自己决定自己的报酬.随着高管不断加薪,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问题.本文在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提出了相关保障措施.     

国"控"企业高管薪酬合理化分析——基于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

由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其高管薪酬的发放难以按照市场机制决策,往往存在高管薪酬非正常偏高、激励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核发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高管薪酬时,应该依据高管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为高管基本薪酬选择适当的比较基准,并在基本薪酬的基础之上核算高管的绩效薪酬,以避免薪酬的非正常偏高.同时,要通过大力推行长期激励薪酬、量化企业薪酬激励意愿,以降低高管薪酬中非自身因素所得的成分,强化高管与企业风险共担的经济联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对增加高管薪酬的事项进行谨慎性数量分析、制订措施吸引公众及投资者关切,也可以促使高管薪酬合理化.     

高管薪酬对企业外部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来检验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长期投资选择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二者函数图像呈倒U型曲线,且公司投资与高管薪酬关系集中于曲线中心线右半边,即高管薪酬随着公司长期总投资的增加而减少。而外部市场对公司投资决策的消息并不作为重点加以关注;外部更注重影响高管薪酬的直接因素。此外还可以发现,董事会在考虑高管薪酬变动时,对管理者做出长期股权投资还是长期债权投资,即公司投资的性质十分关注,而对于决策做出后,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的数额变动关注不够。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新的《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准则》为界点,对这一强制性法规颁布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得到强制披露后,代表公司绩效的指标与高管的薪酬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且与2005年前比较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说明颁布有关薪酬的准则、法规条文能够改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度,从而改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结论为我国颁布有关高管薪酬法规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供了经验支持。     

高管控制权收益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高管人员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对企业投资和经营的绩效负最终责任。在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这一假设前提下,对高管人员进行激励与约束,以避免其"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公司业绩和增加股东财富是重大问题。本文引入"在职消费",从高管控制权收益这一更广泛的视角,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别从高管人员货币薪酬、在职消费、控制权收益探讨了三者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建立相关模型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作出分析。最后从完善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进一步规范在职消费等方面提出建议。     

剩余薪酬、投资者偏好与公司风险承担

高管薪酬激励并不一定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工具,可能会导致经理人严重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对高管薪酬实施管制,以期将高管薪酬与公司长期绩效进行捆绑,但是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压力进而产生的高管短视行为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即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从薪酬的角度探讨以剩余薪酬衡量的高管短视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剩余薪酬能够显著增加公司风险承担行为,并且基于政府的保护,国有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变动程度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股权激励、高管私人信息与离职行为研究——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异常离职率是指公司高管离职率超过正常(预期)离职率的数字,等于公司实际离职率减正常(预期)离职率的差。本文以2006-2013年期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高管异常离职率计量高管离职,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效应对高管离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高管异常离职率显著负相关,即高管离职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管理层私人信息是高管离职和实施股权激励的共同驱动因素;激励效应与高管异常离职率显著负相关。因此,高管异常离职率的降低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其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     

薪酬差距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差距对公司高管和员工工作努力程度具有不同激励效应,进而影响公司产品和服务质量,并对商业信用融资活动产生影响。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外部行业基准和内部垂直相对薪酬差距两方面实证检验高管团队、高管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差距将通过公司员工离职路径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产生影响。文章选取公司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司内部产权性质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本研究为中国政府部门制定并颁布薪酬激励和商业信用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公司管理层构建薪酬激励机制、合理确定薪酬差距提供数据支持和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