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孙丽琅邪王氏是魏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两晋之际形成了佛、道两种宗教信仰。研究这一分化过程,对了解这一时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琅邪王氏兴起于魏晋之际,主要由王祥、王...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晚唐五代李茂贞割据地域考述

晚唐五代之际,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以凤翔镇为基础走上割据,建立偏霸政权,割据地域包括关内道大部、陇右道东部、山南道大部、剑南道一部,势力波及四道十五镇四十余州,在北方与梁、晋两大势力集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晚唐五代时期重要的地缘政治势力。     

魏晋人物品题与寒门仕进

在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魏晋时期，人物品题虽然是士族阶层遴选官员的舆论工具，但它作为提供人材信息的主要方式，在社会动荡、亟需“能士”的王朝更替时期——魏晋之际、两晋之际和晋宋之际，为寒门仕进打开了路径，从中亦可窥见门阀政治发生、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过程。     

一个旁观者和他的文学观——读《抱朴子外篇》随记

葛洪生话于两晋之交,而主要活动与著述在东晋。在两晋玄风鼎盛之际,他实在是一位非常特异的人。他仿佛站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之外,冷眼旁观,评评点点。他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学者,著述之丰富,在两晋似所仅见。他的思想和文学观,都大异于时人。这其中似有某种意蕴,值得思索。     

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

所谓才德之辨,是论人取士的标准问题,辨析的是人的才能和德行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本来,两汉以来,取人用人以德为先是毫无疑问的。两汉取人的制度为举孝廉,德行是士人入仕的第一标准。但在汉魏两晋,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儒学的衰落,这种德重于才的观念就被突破了。许多思想家更把问题颠倒了过来,提出了反命题:才重于德。汉魏之际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两晋之际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一才重于德的命题的具体化。魏晋时期的这种才德论,与两汉以来传统的才德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的出现,反映了儒学衰落以后思想界的活跃和生气。     

从颜含治政治家看两晋儒学世家的价值取向

琅邪士族颜含活动于两晋之际,处在皇权衰弱、大族执政、玄学盛行、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在操行风范、执政主张、家规家训、鉴识人物等方面,依然固守儒家传统:主张维护皇权、抑制豪强、发展民生;以孝为本、书香传家、不贪权势;为官处事清正不媚,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其治政思想和治家观可以用"孝、忠、学、廉、实"五字概括,展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在两晋儒学世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生当魏晋易代之际 ,经历了较常人更多的人生坎坷和磨难。他们以其不同凡俗的道德文章和社会文化行为 ,有力地影响着两晋文风、世风和士风。但是 ,有关他们的一些史实 ,如七贤指的是哪七个人 ,竹林当作何解 ,竹林之游的起迄时间等 ,都有一些不同看法。本文梳理史实 ,详为考证 ,对竹林七贤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制度知识在魏晋的断裂与延续

制度知识是政治体制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经长期积累,制度知识的体系至汉末已相当繁密.在汉魏之际与两晋之际的两次大规模战乱中,官制礼仪知识因文献、实物的损毁而破败流失,面临传承断绝的危机.后续的制度恢复步履维艰,仅依靠个别精于制度之学的官僚勉强开展.制度知识历经动荡而未完全散亡,离不开士人家学的支撑.颍川荀氏、北地傅氏、河东裴氏、琅邪王氏等魏晋高门均重视官制礼仪的传习,这项知识特长也成为维持家族威望的助力.     

论中书机构在魏晋之际的发展变化

三省制中的中书省正式建立于曹魏时期,它是在东汉末年秘书监的基础上转变而来的,从成立之日起,中书省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诏令,并因此成为魏晋之际的中枢决策机构;两晋时期中书省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政治职能,均有了明显发展,它不仅继续专掌诏令,还广泛涉及中央政治的许多方面,成为拥有决策、行政双重权力的新权力中心.中书省在两晋时期的发展,为最终形成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二省联合中枢决策模式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

魏晋时期的丧葬礼制多承袭汉制，但仍有不少创新，形成了晋制。“不封不树”之制，是魏晋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凶门柏历”之制盛行于两晋并传于南朝。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的变化，充分显示了魏晋之际生产关系变革的现实。除西晋文帝、武帝陵墓有陪葬墓区外，魏晋时期鲜有汉代盛行的重臣陪葬皇陵之例，东晋十一陵和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门阀大族势力的膨胀，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就是分墓区抗衡皇权。     

文学活动空间变化与两晋文学发展进程

与汉魏文学活动空间基本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不同,两晋文学活动的发生空间发生显著变化。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的文学活动虽然是两晋文学活动的基本模式,但在此之外,两晋文学活动产生了新的重要模式,于公卿百官之间进行的文学活动、于士大夫之间进行而不带有官方意味的文学活动乃至家族文学活动等类型相继出现,文学活动空间不断深入扩展。表明两晋时期文学已向社会各层面深入推进,文学已被社会全面接受,开始实现自觉发展。     

论六朝时期陈郡谢氏的家风与家学

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 ,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陈郡谢氏作为当时一流的文化世族 ,在两晋之际由儒入玄 ,在东晋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名士家风 ,代代相传 ,大大提升了谢氏的社会地位。在宗族内部 ,谢氏则恪守礼法 ,维系宗族的团结 ,使之长盛不衰。谢氏子弟多爱尚文学艺术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浅谈秦国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兼评人材的历史作用

秦国,在春秋时期,穆公是五霸之一;进入战国,一跃而为七雄之首。它结束长达四百多年大国争霸和诸侯称雄的分裂局面,完成全中国的统一大业,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写下了至为重要的篇章。 然而,秦国发展的历史过程,较之西周初年受封的晋、齐等国,整整短了西周一代。它在平王东迁之际,由于襄公以武装护送王室有功,才开始受封,列为诸侯,平王赐它以岐西之地“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汉晋名士价值观念的演变

汉晋名士价值观念的演变孔毅汉晋之际无疑是中国古代政局最为复杂动荡，社会最为混乱无序的时期，也是知识阶层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伴随着汉晋政局的演变，不同时期名士的价值观念也极为不同，它不仅透露出强烈的时代信息，也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名士风貌。因此，对...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历史境遇而变化。政治上,汉末选才失实使儒家贤德观念遭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公然僭越。思想上,才性关系的讨论唤醒了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笼罩在士人心头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始松动,玄学思潮乘势而起。社会风气层面,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使得儒家思想规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两汉时期对内在贤德的表彰被两晋时期的外在审美所取代。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中表现为由重道德品行向重艺术才华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