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     

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     

产能过剩条件下的中国钢铁企业并购绩效分析

中国钢铁产业低端落后产能严重过剩,部分高端优质产能也出现过剩趋势,这已成为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进一步推进钢铁企业实质性并购重组,减少过剩产能,是优化中国钢铁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宝钢、武钢、河北钢铁集团的并购绩效,提出可通过建立统一的集团管控体系、严格实行质量成本控制、建立协调利益分配机制、淘汰低端过剩产能与高端产品差异化并举等方式,以促进并购企业的深层次整合与产能合理分配.     

政府补贴、过度投资与新能源产能过剩——以光伏和风能上市企业为例

以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为样本,运用导向DEA模型多阶段求解方法分析光伏和风能上市产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有近四分之三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产能过剩是复杂环境下"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金融支持、人均GDP与总资产报酬率也对产能过剩有显著影响。要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就应认清其不同的根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

学界多从现象和数据出发分析产能过剩，忽视了产能过剩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产能过剩出现的频度、强度也较高。政府干预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也在制止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形成机制错综复杂，既有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也包括产业自身的因素。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产能过剩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并与产品的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其根本是市场因素。产能过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力促其最小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念不能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文章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进入冲动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不仅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对增长速度和职位升迁的双重激励,引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并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进入预期,使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     

化解产能过剩困局——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多个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既有市场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发展方式落后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产能过剩既要根据产能过剩的类型和不同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办法,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云理论评价

国内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现象日趋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有多深,与传统产业过剩有什么区别,受哪些因素影响导致产能过剩,则有待探索。为此,本文区分了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评价内涵,按照光伏产业自身特点以及考虑其所处的经济周期和生命周期,构建了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多指标评价体系。针对国内光伏产业单一定性或定量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云理论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国内光伏产业处于"比较过剩"的状态,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减少或调整对光伏产业的行政干预,重视内需市场建设。     

外资企业进入、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基于FS、FP、SP和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FS(外资企业-国有企业)、FP(外资企业-民营企业)、SP(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FSP(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各类企业的产能策略选择.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均出现产能过剩,同时,其产能过剩程度与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关系;外资企业在FS、FP、FSP三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受市场竞争主体的影响,选择不同的产能策略;在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出现产能不足.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去产能,还能弥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最后,本文在坚持政企分离、发挥市场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去产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论城市竞争与产业地域分工的冲突——兼论“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

产能过剩源于不顾比较优势原理局限条件——分工的社会基础——而造成的城市竞争与产业地域分工的冲突。遏制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回归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但需要使竞争机制与社会治理机制在资源的空间配置过程中相辅相成、互有补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阶段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是在完善城市竞争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同时,重新构筑以大都市区为地理单元的区域治理新体制。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什么失灵——以1996年以来中国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为例

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自定义的四大职能之一.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痼疾.政府如何进行调控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却知易行难.1990年代以来,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行政权力和经济手段并用、政策法规命令兼施.然几番调控,不仅未能化解产能过剩,反倒逆向催化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的扩张和跃进,陷入诸多产业普遍过剩的困境.本文以1996年以来钢铁业的宏观调控过程为个案,通过对政府调控政策、手段及效用的深入研究,分析了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诸多变量,揭示了中国式产能过剩与调控失效的政治经济逻辑,提出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改进和优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战略授权、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基于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痼疾。基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现实,构建了混合寡占竞争模型,深入揭示了软预算约束与战略授权对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理。理论分析表明:(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与战略授权,不仅导致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而且会导致民营企业产能不足;(2)取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或提高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报酬中的利润占比,不仅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而且还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     

我国钢铁产业转型发展研究

2013年我国钢铁行业较2012年有所好转,但供需矛盾仍然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延续。本文通过对我国新时期工业发展现状和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钢铁产业要面对转型升级,要接受钢铁产业出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和钢铁产业环保压力等多方面的挑战。最后根据我国钢铁产业的现状和问题,从钢铁产业政策、产业集中和营销等方面提出有效解决途径。     

环境规制在产能过剩治理中能否形成“优质产能”

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不仅需要在产能的“量”上做减法,同时更应该关注产能“质”的提升。为了探究环境规制能否在削减落后产能的同时促进优质产能的形成,首先,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2005—2018年中国264个城市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在这14年里,我国各城市基本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其次,从稳定增长、技术创新、绿色转型三个维度构造了优质产能综合指数,用于衡量产能质量的提升情况;最后,通过门限回归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和优质产能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强”的环境规制能够在削减落后产能的同时促进低端产能向优质产能转型,“强”“中弱”和“弱”的环境规制不利于产能“量”与“质”的协同治理。     

诱导性投资、被迫式竞争与产能过剩

经验表明简单的斯密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化改革和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并不能有效解决目前中国部分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从“投资决策—竞争—退出”的企业行为角度考察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和降低土地等要素成本诱导性地干预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形成过度投资;而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和竞争优势,采取规模扩张为主的被迫式竞争一方面导致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资产专用性又阻碍了产能过剩企业的退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应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一体化、产能的空间转移和规制化解过剩产能。     

政府应从化解产能过剩中逐步淡出

产能过剩是一个与生产过剩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发生在某类特殊商品或某些特定行业中,但它们本质上都属于产品过剩的范畴。目前,中国部分行业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但我们不应对此过分夸大。因为市场经济波动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作为市场经济内生形成的伴随物,产能过剩应得到更客观的对待。文章拓展了产能过剩的相关概念,在正确认识产能过剩的基础上,概括当前"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特征与成因,并为化解其困难提出几点思考。     

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以1996年以来的钢铁业为例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近年来,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煤化工等处于全行业亏损的困境,甚至连一度被推崇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也由于产能全面过剩而步入衰退.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及其形成机制,在于多年来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强制性干预,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升迁激励机制,以及历史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地方本位主义传统.因此,只有抛弃过往以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强制干预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方式,改进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及晋升激励机制,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制度、推动政府治理转型,才能根治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顽疾,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传统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然前期调整政策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效果不佳。通过比较中国的出口、进口和投资,结合地理区位、资源要素禀赋、政治外交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本文认为,化解过剩问题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当前提升中国传统产业效益和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宜采取对外投资为主、产品贸易为辅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可从三方面展开：推进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对中亚、西亚北非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与独联体（含蒙古）之间的国家产能合作。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化解辽宁省钢铁产能过剩

基于辽宁省钢铁产业结构现状,通过生产规模、人均表观消费量、产能利用率和利润水平的国内外比较,阐示辽宁省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并提出辽宁省钢铁产能过剩的原因:宏观经济低迷、固定成本高昂、地方重复建设和企业额外担负。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辽宁省应明确钢铁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长期调整、市场竞争、财政补贴、自力更生,并提出企业和政府的调整措施。     

供给侧改革、金融关联与企业产能过剩

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推进我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中国金融压抑与关系型治理模式并存的背景下,金融关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概率。银行关联企业的银行借款越多,产能利用率越低;但券商关联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金融关联导致的产能利用率降幅更大。在金融关联内部,银行关联和券商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产能利用率越低;具备市场经验的高管越多,产能利用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