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黄河水患与黄河三角洲地域文化的变迁 ——以东营利津为例

东营利津县历史文化形态丰富多彩,主要有盐文化、黄河(大清河)文化、港口码头文化、移民文化、凤凰城文化等.由于多种文化的不断融合,东营利津县地域文化形成了包容性、地域性、多元性的特征.黄河水患的频繁发生引起了东营利津地区的生产民俗、地名文化、居住文化、民间艺术民俗等深刻的变化.通过深入挖掘传承乡土文化,打造乡土文化品牌、发展乡土文化特色旅游、增加乡土文化认同感、提升乡土文化品味等渠道,积极开发东营市利津地域文化.     

明代黄河水患对黄淮平原民生的影响

有明一代,为保证漕粮北运,南北京杭大运河不得不借助于黄河。在此背景下,就人为造成黄河南流。黄河因改变了它的自然流向,就在其流经的黄淮平原上肆意泛滥,几乎无岁不灾,给生存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民众带来了空前灾难。他们的房屋、庄稼被洪水冲毁,甚至生命朝不保夕;祖祖辈辈所依赖的土地被沙漠化,有的甚至变成了盐碱地;黄河水患衍生出的河工频兴,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生存负担。黄淮平原上的民众面对水患,开浚引河,筑堤防洪开挖沟洫;同时谋求新的生存手段,利用盐碱地熬制食盐、硝销售,赚得收入;寻找适合生长在沙漠化和盐碱化土壤上的农作物品种;甚至寄希望于神灵的庇护。正是黄淮平原民众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才使得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为我们当下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变对民生的影响提供史鉴。     

内黄三杨庄水灾遗址与西汉黄河水患

西汉时期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灾情严重.内黄三杨庄遗址是一处西汉末期的黄河水灾遗址,也是一处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农田和庭院建筑遗址,被列入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道光二十一年开封黄河水患与社会应对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决于开封,围城八月,危害严重。以巡抚牛鉴为代表的官员群体尽管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并取得了救灾的最后成功,但官员、官役的贪渎行为几乎表现为"群体化"态势,成为灾害发生和持续八月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以绅士为主导的民间救灾活动广泛展开,为成功救灾发挥出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民间救灾之地位日益突出,这也成为晚清时期的一个历史趋向。     

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围海造田与生态环境的变迁

明清时期,广东农业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大量土地被开垦,其中与海争地、围海造田是珠江三角洲劳动人民的重要成果,它解决了人多地少的生存危机。然而,在充分利用滩涂造田的过程中,也使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带来了严重的水患,影响了水利灌溉、渔业生产和海产养殖,对物种的繁衍造成不利影响,等等。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与生态环境、洪涝灾害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起着双重影响:一方面,部位适当的圩田开发改造了圩区土壤环境,防止了田地的砂碛化,扩大了植被面积,减少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圩区水文环境,减轻了水旱灾损失;另一方面,部位不当及过度的圩田开发导致泥沙淤积,河湖床增高,与水争地,湖泊萎缩,湿地减少。生态环境的一系列改变又引起洪涝灾害的加剧。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明清时期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化初探

森林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经过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末日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采伐,森林资源削减,相应地生态环境恶化.研究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历史变迁过程,探寻造成森林变迁及生态环境演化的原因,无疑对当今生态保护及林业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开垦及其生态影响——以安徽芦洲开垦为例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农耕历史悠久,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经过千百年的开垦,尤其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已成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但过度的开垦也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安徽沿江地区芦洲分布集中,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芦洲不仅得到全面开垦,而且开垦规模较大。芦洲的开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扩大了耕地面积,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但由于过度围垦,从而造成了江面变窄,江道面貌改变以及水生动植物资源遭到破坏,洪灾率次增加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明清闽西南地区客家人的经济变迁

明清时期,闽西南地区因为客家人的迁入与奋斗,社会经济面貌有较大变化。粮食生产方面不但因水渠的兴修而使产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多种粮食作物和一年多熟稻米。经济作物方面有茶叶、烟草和蓝靛等种植。手工业发展兴盛,有制茶叶、制糖业、制烟业、纺织业、陶瓷业和冶炼业等。同时,商业亦取得一定程度发展,不但本地圩市发达,而且外向贸易有大量增长,形成一定的贸易网络和经营管理模式。     

从盐仓看明清福建盐业变迁

盐实行专卖后,盐入官仓是统治者从源头上防范私盐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明清以来,福建运司盐仓却历经变化:一是盐仓呈由兴到废的发展趋势,二是盐仓修建主体由官府转变为盐商和部分灶民。这些变化表明:福建盐业走过了由官方严格控制盐业向逐渐放松了对盐业的控制的转变,盐仓制度则因盐课改折盐米、倭寇入侵烧毁盐仓,加上国家只是着眼于从盐业获得收入而无意于维护盐业的正常运行等因素而遭遇了被废弃的命运。     

明清时期闽东、浙南地区的畲族经济

明清时期,大批畲民从闽粤赣边区徙居闽东、浙南地区,经过他们的辛勤垦辟,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其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并促使该地区经济结构改变,民族融合。本文从明清时期畲区经济类型、经济结构方式等入手,对这一时期畲族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历史考察,并揭示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在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海洋捕捞业和海洋养殖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近代海洋渔业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农业史时,这一时期的海洋渔业,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明清福建生态演变与虎患

明清时期福建虎患严重,所涉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均远超前代。虎患严峻,其根源并不仅仅是人口膨胀所造成的山区开垦,更与区域经济国际化有关,尤其是近代开埠之后,茶叶、林业贸易的兴盛,导致生态急剧恶化,虎患骤增。从时空分布来看,明初虎患尚少,弘治之后,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连连,虎患开始增多,而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恰当的行政举措,更使猛虎肆意荼毒,因此应从多元角度看待虎患,不能简而概之。在猛虎威胁下、民众或笃信伏虎神、或练拳防身、或专职猎杀,塑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唐宋汴河的变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唐宋汴河经历了由盛转衰、废而复通、最终堙废的变迁过程。导致其变迁的因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方面,根本原因是黄河泥沙的长期侵袭和改道北流,战乱中以水代兵又加剧了它的淤废程度。汴河的变迁一方面阻遏了黄河的南泛,改变了淮北地貌,淤泥用以肥田改土,分洪排涝保障了黄河安流;另一方面又导致土地的沙化、盐碱化,破坏了正常水系,淤塞了湖泊,致使流域经济走向衰落。     

明清广东的诗社

明清两朝,广东诗社勃兴,既有文人雅士结社吟,又有民间开社较诗之举, 两者相互激荡,交相辉映,构成一种生机勃发、别开生面的文化运动。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佛教冬安居的基本形态与成因

安居是印度佛教僧团由于雨季出行不便,利用这一时间集中学习经律的一种制度,由于雨季多在夏季,又称为夏安居.而地理气候与岁时节俗等差异,使得安居制度在向中亚和中国汉地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异,出现冬安居的现象.以往一般认为冬安居主要在北方寺庙中盛行,实际上这一制度在明清时期江浙一带的寺庙中也十分盛行,其所依据的经典也不同于夏安居,其流行的原因大概与当时南方冬季气候偏冷有关.     

明清时期广州与西洋钟表贸易

自鸣钟在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广州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西洋钟表业中心,它既是西洋钟表传入中国之地,也是西洋钟表贸易基地。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研究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同时存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两种制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证据制度又逐步走向融合,趋向大同,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