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傩”

“傩”(nuó)这个汉字,早些年,不少文人都较为陌生。现在,不仅为大多数人所熟识,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　　傩,最早是古代一种驱鬼逐疫的宗教仪式。它源于原始社会的巫舞。舞者头戴假面具,手执干戚等兵器,并不时发出阵阵喝声,表现驱鬼捉魔的内容。我国最早的傩舞是古代的“方相氏舞”,表演者头戴一种叫“黄金四月”的面具,在巫师的指挥下,用一系列捉鬼逐灾的舞蹈语汇,表现驱邪恶、保吉祥的思想内容。总之,傩,是古人神圣、庄严的宗教仪式,是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　　后来,傩发展成为一种娱乐艺术。我国西汉期间已有了…     

“东突”迷误

突厥,这个神奇的民族,总是在自己的旗帜上绣着一只恐怖的狼头,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狼的后代。自从公元6世纪崛起于塞外,在之后的200多年里,这个狼族后裔在广袤的中国北方草原上纵横驰骋,罕逢敌手,他们甚至万里西征,直驱欧洲,不可一世。1000多年过去了,这个战马如云、响箭如雨、来去如惊风、恍恍如战神的狼之民族,早已在历史的天空下烟消云散,今日喧嚣于国际政治中的“突厥”,不过是某些心怀叵测之徒披上自制的狼衣,图谋实现他们分裂民族的险恶居心。历史的突厥已烟消云散突厥最初是生活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北缘阿尔泰山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善于铁…     

苗族巴岱信仰中的道教文化因子初探——以腊尔山台地“巴岱扎”宗教活动为例

湘西腊尔山台地苗族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到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都融进了道教文化因子,不论是住房中的神坛布置,还是宗教从业人员的服饰、法器、手诀,以及宗教活动中法坛的布局都体现了道教的教义教理。     

苗族巴岱信仰中的道教文化因子初探——以腊尔山台地“巴岱扎”宗教活动为例

湘西腊尔山台地苗族宗教信仰从日常生活到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都融进了道教文化因子,不论是住房中的神坛布置,还是宗教从业人员的服饰、法器、手诀,以及宗教活动中法坛的布局都体现了道教的教义教理。     

青海玉树地区“卓”曲的调查研究

青海玉树地处偏远,居住于此地的藏族人世代信奉藏传佛教,玉树藏族人民十分喜欢歌舞,他们的歌舞闻名遐迩。歌舞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玉树民间歌曲内容极其丰富,而盛行于玉树地区的歌舞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本文从玉树对卓曲的发展,卓曲的分类及音乐特点这两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其曲式进行了较详细的归纳和总结。     

原生性宗教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腊尔山苗族“巴岱”宗教信仰为例

原生性宗教血缘和地缘小群体性的本质特点一般不会对外部环境构成重大冲击。然而,这却构成历来国家对其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加上汉民族"严华夷之分"观念的影响,致使国家长期以来在治理层面上对其疏于管理。认识原始宗教的特点及演变过程中所影藏的危害地方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性,调整管理办法与条例,对减少民族地区的公共危害性,为国家安全提供预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脱胎换骨”与“夺胎换骨”之辨说

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他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有名的文艺理论,但后人在使用他的"夺胎换骨"时,往往把它说成了"脱胎换骨"。事实上,"夺胎换骨"和"脱胎换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黄庭坚的文学主张是"夺胎换骨",而不是"脱胎换骨"。     

也谈宗教道德可以为“以德治国”服务

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此中央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指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将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纲要》要求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男”“女”汉字失衡现象的文化意蕴分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载体之一,汉字蕴含并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了解时代文化的"活化石"。本文通过汉字中"男"女"的失衡现象梳理,分析汉字所体现的文化意蕴。     

从民族分裂到全球“圣战”——“东伊运”恐怖组织意识形态演变分析

针对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研究,除了其组织活动、形成的危害以外,针对其意识形态演变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入和全面地掌握其动态,以服务于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对"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变迁的分析需要置于历史、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中,聚焦于"东伊运"意识形态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理论基础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活动。当前,"东伊运"受到"基地"组织的深刻影响,已经从一个民族分裂组织转变为一个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兼具的跨国恐怖组织。但是,对于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的双重追求也制造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综合来看,反恐怖主义工作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极端化"的土壤。     

“多余人”向“新人”的过渡——罗亭形象再认识

＂多余人＂和＂新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公认的第一个＂多余人＂,而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和叶琳娜被视为＂新人＂诞生的标志。《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传统上一直被看成是＂多余人＂的又一典型,然而有些学者也提出反对意见。通过罗亭与其他＂多余人＂的对比,以及罗亭与＂新人＂之间某些内在联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罗亭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是＂多余人＂向＂新人＂过渡的形象。     

回族“经堂语”的特殊语言现象(一)——“上”和“打”

经堂语是一种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明清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蒙式汉语")翻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其面貌特征、性质、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今天的临夏话、西宁话等西北民族地区接触方言十分相近。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经堂语的译文风格与元、明时期直译体译文风格接近,存在元白话里的"格"标记成分:如方位名词"上"是"位格""宾格"等标记形式,介词"打(达)"是离格标记形式等现象,属于蒙古语等语言的"格"范畴。我们认为这是蒙古语在经堂语里的干扰特征。     

“土风计划”纪事

三年前，“土风计划”云南村寨文化传承项目组在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选择了4个村作为试点开始实施，各村都成立了民族文化学习小组，传授者为当地老艺人。他们向年轻人传授本民族的音乐、舞蹈、服装制作、传统工艺、部族史诗、宗教礼仪。但是，项目一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家长们觉得这种学习耽误了孩子们做农活，年轻人一个个相继离开了，有的小组最后只剩4个人。     

三种“唱法”之我见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声乐舞台上,有了“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之分,这三种“唱法”又被每两年一度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予以首肯,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对此提法提出异议或是修正。我这里不准备对此进行深     

“音心对映”本质下的音乐“美育”新思路

在全面深入推进美育的时代背景下,音乐教育实践改革迫切需要向更高阶段发展,找出音乐教育发展所遗留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全面、深入的解决方案,成为我们当下全面推进美育实践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立足于音乐教育实践中音乐本质之“音心对映”规律的存在与确立,针对当下初中音乐课堂中“音”“心”对映受阻问题的分析,着眼于实现“真”“善”“美”融合,提出将器乐演奏课、合唱课、音乐文化艺术之大综合课相整合,构建前后衔接、内外贯穿、循序渐进的系统化音乐课程设置以推动初中音乐美育教育之高阶段发展     

也谈西藏和平解放与“一国两制”

"两制并存"与"一国两制"涵义不尽相同。把"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现实断定为西藏实践过"一国两制"的政策,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所谓"一国两制"政策在西藏招致失败或终止更是子虚乌有,和平解放后,西藏社会政治制度也并非"原封未动",同解放前相比,尤其是同"十七条协议"的有关条文相比,西藏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性质已经部分地发生了质变。而达赖集团所谓的"一国两制",其实质和要害则是"两国两制"。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胡焕庸线”以西的西部人口格局

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胡焕庸线"为切入点,基于1990、200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相关的统计年鉴资料,以人口视角全面动态地描述分析了"胡焕庸线"以西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陕西、甘肃、宁夏七省区的人口总体特征、人口转变阶段、人口结构特征以及人口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比较了各省区不同民族在上述特征方面的异同。从总体上看,属于"胡焕庸线"以西的这七个省区,在人口现状、民族分布、社会经济发展上同全国相比都有显著不同,而各省区内部也是差异明显。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出发,充分认识七省区的人口、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及不平衡的现状,结合各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不同定位,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缩小差距,减少不平衡,努力改变长期以来"胡焕庸线"以西以东之间的"叠加差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