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视角独特的新作──读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籍学者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在利用康有为大量未刊稿的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角度,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进行了剖析,得出的结论是：康氏变法“方法是渐进的,但目标却是激进的,即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康氏大同思想对中国传统专制思想及近代西方种族歧视具有批判性,因而具有进步意义,视角独特,不失为一部“中心而论之作。”     

为自由鼓,为平等呼,为大同书--纪念《大同书》公开发表70周年

本文对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和大同社会理念进行了初步评介.指出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融中国传统哲学变化日新的观念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想为一体,具有变法图强、强国富民的积极社会意义.他所鼓吹的改良维新主张,又显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同样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是儒家大同理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融通的结果.     

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的批评

考察、分析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说以及何启、胡礼垣对其演说内容所作的批评可以发现,同属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所以会对康有为在演说中提出的经义之论、义愤之说进行尖锐的批评,原因有二:他们认为康有为的主张妨碍中国向西方学习,阻碍中国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康有为的说法对救亡图存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且有可能招致中国速亡。     

中西思想融汇与康有为改革观的形成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戊戍时期,中国的近代化正处于转折时期。在亟需变革又缺乏指导思想的时候,康有为不拘祖制,勇于学习,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融汇中西的变法主张。将中国人民对近代化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西方文化与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变化康有为有扎实的旧学根柢。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自幼熟读诗书经史,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薰陶。他崇奉程、朱,三纲五常的封建     

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创教”、“保教”主张

<正> 戊戌时期,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积极倡导新学,鼓吹改制变法,投身于维新政治运动,试图通过改革的道路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富强,堪称是十九世纪末先进中国人的杰出代表。然而与此同时,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又极力尊孔,并主张创设孔教会,奉孔子为中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康有为对西方文明的体察与近代化思想的演进

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步思潮中,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追求先进文化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戊戌变法之后,他流亡海外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对西方文明有了亲身体验和观察,其近代化思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同时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     

论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

1 近代意义的中国妇女解放,应该从十九世纪末叶的维新变法运动说起。 十九世纪末期的维新变法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相当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作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待妇女问题,大大超过了前人止于同情,反对男尊女卑的程度,而是运用新的理论,把这一问题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考察。他们把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引到中国来培育其维新事业,包括妇女解放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这     

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

晚清变法思想之理论根源在于公羊学,其中,康有为通过对公羊学的孔子改制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发展出一套极具现实政治意义的经学理论,从而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经典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公羊学的文质概念的梳理,一方面,由此澄清了儒家固有的关于孔子改制的思想,以及后世学者的一些误解;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康有为对文质概念的阐释实际上赋予了新的内涵,其目的则在为中国指明一个朝着西方新世界的路向,并为这条路向的具体步骤提供合法性的说明。     

据乱时代的儒家与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

文章旨在讨论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以及其对儒学之现代意义的阐明。康有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借助其对传统公羊学中“三世说”的阐发,提出了一套对孔子之道不同于传统儒家的理解,不仅为晚清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变法的基本方向,而且自戊戌以后,康有为基于其周游列国的见闻,更是称孔子为“大医王”,认为孔子之道不仅能消除当时中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甚至能提供一整套救治西方文明的良药。     

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

维新变法时期，袁世凯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袁世凯曾是康有为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对康有为的背叛，有着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从欧游看康有为的西方图书馆思想

关于康有为的图书馆思想,学界研究的很不够,这集中体现在20世纪初十年间康有为欧洲十数国游记资料的发掘和分析的缺失。在康有为的十数国欧洲游记中,英国游记所显现的图书馆思想最为丰富,此外,意大利等国游记中也有相当的体现。康有为对西方图书馆关注、宣传及推介的用意,在于开民智,这是其推动变法事业的基础。     

论康有为的变法指导思想

康有为的变法指导思想可略分为必变大变速变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它们回答了变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基本方式和最终目的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民国初年的康有为

康有为是十九世纪末倡导维新变法的主角,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而辛亥革命后,却对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极端反感,幻想使封建君主制度再现于中国。为什么一个曾领导过维新变法的先进人物,会堕落成“复辟的祖师”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发微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的形成以其早年教育为主要背景,集中体现在《教学通议》一书中,以尊崇《周礼》为其鲜明的特色。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传统,并孕有近代维新变法的政治因子,是康有为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从魏源到黄遵宪——浅谈黄遵宪的历史影响

黄遵宪是维新变法思想的启蒙者,他通过他的《日本国志》,把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进化论和民约论。首先介绍到中国来,又是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黄遵宪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湖南厉行新政,在变法改革过程中,极力宣扬民权思想,提出地方自治理论。他上承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无论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角度,抑或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角度,他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这就是黄遵宪的主要历史影响。     

梁启超新民思想初探

中国的现代化要经过怎样的途径达到,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认识有所不同。康有为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实行民主政治,但不可断然抛弃君主专制。而梁启超则更重视平民的作用,特别当他总结了戊戍变法失败的教训之后,深切地认识到,只有集合起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才有可能战胜腐朽但却强大的封建统治者,取得改革的成功。而欲动员民众,则不能不有以民众为主体的自我觉悟。因此,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注重对民德民智民力的开启。     

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与人才思想

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在这严重的关头,为了拯救民族危亡,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们认为,要变法,就必须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培养维新人才。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他们的代表。本文仅就康、梁的教育与人才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关于变法、人才、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康有为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所以,“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也认为“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他们看来,教育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