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体通义

《文心雕龙》全书义脉纵贯,"枢纽"五篇是文理的基础,而"上篇"二十篇之论文体,与"下篇"之论文术,体用相依,而总归撰作的用心。此心为总持文体的关键。故论《文心雕龙》文体之说,必须根本其意义脉络,则其中的"常理"便显然可见。刘勰寻绎文章之体的常理,是为立言事业建立"极",即树立以崇高的标准。刘勰的用心,成功地实现于"上篇"文体观念的建构之中,《宗经》"六义"涵盖所有文体的理想境域,以"雅丽"为整套文体观念的灵魂,心为根本所在。本文通观《文心雕龙》文体论,从而显照其一以贯之的文体"常理"。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     

略论“檄”的特点及《文选》文体分类的缺陷——以《文选》所选檄文为例

本文主要论述了”檄”这种文体的产生、发展,结合《文心雕龙》阐释其特点与功用,以《文选》所选檄文为例,略谈《文选》与《文心雕龙》檄移观的差别,以及《文选》文体混淆之弊.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著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将曾氏三门十一类的文体类别,变更为“论议门”“记载门”“词章门”涵盖下的十六类文体.其中,传注类文体的独立,显示出独到的文体视角.在具体的文体阐释中,融合了传统的“序题”“序目”形式,构建出新的解说方式.体例上,注疏、考证与批评兼备的著述方式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国新的时代与学术思潮下,此书对古文文体的研究极具意义与价值.     

纪昀评点《文心雕龙·明诗》之辨析

包括纪昀在内的诸多注家引《诗纬·含神雾》来注释《文心雕龙·明诗》的“诗者 ,持也” ,这不无偏颇。刘勰在此处惟言“发乎情” ,并没有纪昀等人所解释的“止乎礼义”之意。另外 ,纪昀批评刘勰《明诗》篇“四言正体 ,则雅润为本 ;五言流调 ,则清丽居宗”所论是“局于六朝习径 ,未得本原” ,但他因为没有考虑到近体诗的成熟是在唐代之后 ,而对六朝时的刘勰有明显的苛求之嫌。     

汉晋诸子"论"体考述——以《文心雕龙·论说》为中心

《文心雕龙》将诸子与"论"文分体,这种分别是从学术上的区划,所谓"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就学术史而言,汉晋学术精华在于玄学,作为玄学之主要载体的汉晋玄论,向乏条理.依据《文心雕龙》所述次第,考述汉晋诸子"论"体,可以见出其后隐蔽的文学史及文体辨析观念.     

宗经的生命意识创造风骨的审美意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美学生命探微

刘勰倾注其毕生的追求与思索而创作的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正是其美学生命的显现。刘勰将其在独特的人生旅途中获得的生命意识贯穿于《文心雕龙》的文道论、创作论、鉴赏批评论和文体论之中。其中，在“论文叙笔”的文体论中，刘勰以宗经、溯源、矫讹、趣新的生命意识创造了风矩骨采、金相玉式的审美意象。     

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与“傲岸泉石”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巨著,“龙学”作为一门久盛不衰的显学,近百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缺乏深入细致的文献考证和研究分析。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主要体现在士人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中。“傲岸泉石”出自《文心雕龙＆#183;序志》篇“赞曰”,作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认为其词义涉及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等一系列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全书文论思想的一个浓缩。以往对它的解释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纵情山水说、高傲隐居说、逍遥自得说,并分别与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相呼应,每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傲岸泉石”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肯定了创作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与主体作用。     

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

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并将先王先公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体现出了迥异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     

“宗经”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新探

作为《文心雕龙》总论的"枢纽"部分,必定有论及"文体"的篇目,那就是"宗经"篇。刘勰"宗经"主要"宗"的是五经之"体"。而每一经之"体"都包括"义"与"辞"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义"是内容要素,是"体"的内在结构;"辞"是形式要素,是"体"的外在结构。"宗"经之"体"主要偏重于"辞",而又不完全废弃于"义"。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2000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对 2 0 0 0《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综述 ,包括 :2 0世纪“龙学”研究之回顾 ,新世纪“龙学”研究之展望 ;最新“龙学”研究成果之交流 ,如 :刘勰生平事迹考辨 ,《文心雕龙》文学、史学、哲学、美学思想之研究 ,《文心雕龙》创作论、文体论、批评论之研究 ,《文心雕龙》作意、渊源、影响、作用之研究 ,以及《文心雕龙》应用研究、学术史研究、方法论研究等     

刘勰“体乎经”的批评文体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体乎经",不是为了"励德树声"、"随仲尼而南行",而是为了"建言修辞"、"按辔文雅之场"。刘勰在"体"的层面征圣宗经,所看重的是先秦五经对于批评文体的意义;刘勰禀经而制《文心雕龙》,使得他的批评文本"体有六义"。刘勰对五经之体的尊崇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树立五经之体的"六艺"并标举其典雅和风骨,二是辨析体制(体裁)类别并归纳体貌(风格)特征。刘勰以"体乎经"为理论基础的立体辨体之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这一批评文体的创制,而且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书写与批评文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钟嵘《诗品》体论探析

“体”是《诗品》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以体论诗是钟嵘诗歌批评的重要特点。它集中反映了文体论是六朝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个热点。钟嵘的体论表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就对象而言，他只论诗体且是五言诗体；从内容上看，他主要从明确体制规范和辨析体貌特点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行文逻辑来说，《诗品》序文重在明体制，正文重在辨体貌。剖析钟嵘的体论，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品》一书的理论体系，又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六朝文体论的实况。     

《文心雕龙·序志》篇新探

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到“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的目的在于揭示《文心雕龙》的主旨是解决文质关系的,具体到六朝文学就是质不胜文、文质不协调的问题,而“文体解散”则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文心雕龙》在写作体例上又不同于子书、“近代文论”和经学家的注经著作,它融“弥纶群言”和“研精一理”于一体,实现了理论的概括性和针对性的统一。     

《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辨析

前人对《文心雕龙》"书记"篇的阐发存在颇多疑问、分歧。汉魏六朝史书中有不少以"书记"指称书信的实例,这是刘勰以"书记"作为书信文体名称的现实依据,另外从"记室""掌书记"等草拟章表、书信的职责可以看出,"书记"的名称突出了文人及书信文体在军国政治中的作用;刘勰还专门论述了笺记文,实际是以奏记、奏笺等为例,突出书记文体"心声之献酬"的内涵,排除章表、奏疏等已经有独立体制的书信文体。刘勰还以"书记"泛指二十四种政务文书,从史书、《周礼》的记载中可找到这一做法的确切根据;他也重视二十四种政务文书化成天下的内涵,因而将其列入"书记"篇进行探讨。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其学理依据在于诸子与文集在著述形态上的相似,后世文集中的诸多文体亦可溯源至诸子。晚近的目录学家根据今存西汉子书中的各体文章、《汉书》的相关记载,将现存的西汉文章视作其作者已佚子书的篇目。武帝朝之后,子书数量锐减的同时,其撰述意图和文体体制决定了子书已经难以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结合王充《论衡》中将“上书奏记”区别于诸子的论述,可知在汉人观念中,“诸子之文”和后世“文集之文”乃不同性质的著述。大部分秦汉诸子在六朝时期亡佚,而六朝人为作者重编的文集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暗示了中古时代存在一个文集“取代”子书的历程,亦是诸子与文集兴替的又一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