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司法公信力脉象与维护

社会转型期,司法遭遇公信力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社会控制手段一定程度上的失灵.分析中国司法面临的特定社会环境后发现,人际信任缺乏、法院独立审判权根基不牢,法官群体社会认同度不高,司法公开透明不足以及公众法律信仰缺失是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维护司法公信力是个系统工程,亟需在提升全民法律信仰,建立体现依法治国本质要求的体制,加强司法公开,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和公正、高效地办好每一个案件等方面持续努力.     

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维度。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借助对象是法官群体。从法官品质的角度分析,问题主要存在于法官职司职业水平失范和外在形象要求失范等方面。因此,法官只有掌握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实现自我管理才能全面提升品质,达到符合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提升。     

加强司法公信力外部环境建设的若干思考——以社会认知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立足于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司法公信力问题绕不开社会认知,司法公信力高低与否,社会公众具有话语权。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单是审判机关的事,司法权的运行不独立于外部环境,外部因素对司法权力健康运行也格外重要。完善立法、强化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培养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是加强司法公信力外部环境建设的良好对策。     

司法公信力生成基础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法治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反映国家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信用、信任关系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司法文明的产物。司法公信力生成需要契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需要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认同,需要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需要有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保障,只有这些基础性条件具备以后,司法公信力才可能逐步孕育并发展成熟。同时,司法公信力在其生成演化过程中也不可缺少理论层面的论证与支持,社会契约论、法治理论是促成司法公信力生成的理论基础。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试论裁判文书与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它至少包括三个必备的结构性要素:司法自制力、司法判断力和司法排除力。裁判文书作为司法公信力的载体,是在实践中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它应当全面记录裁判过程,展示程序公正,以增强公众对司法自制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论证说理,展示裁判理性,以增强公众对司法判断力的信任和信赖;它应当公之于众,展示透明理念,以增强公众对司法排除力的信任和信赖。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以云南祥云巡回法庭“便民司法经验”为中心的分析

中国式能动司法发展已有多样的的实践形态。云南祥云'便民司法经验'代表的乡土巡回司法活动,因司法机关主动承担当事人部分诉讼成本的转移、质朴本色的人民司法群众路线工作理念和方式、司法权外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等制度特性而区别于普通庭审。乡土巡回司法制度兴起和发展,对接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战略需要,继承红色司法内在精神、适应乡土社会法律生活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偏好、有效融和政务型司法法律文化传统、展示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既有政治优势、助力乡土社会权力体系重建,从而在个案实效外产生政治溢出效应,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是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     

网络社会司法公信力建设——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型的关键期,网络社会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信息表达、商谈互动方式,也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具有新的特性、形成新的挑战。随着司法权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运行,司法权自身大致经历了从司法权力(强权)到司法权威再到司法公信力的变迁。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从司法权力到司法公信力的递进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和路径,社会形态结构以不同的方式型塑着司法并与之产生一种互动效应。基于网络社会特性所产生的聚焦效应、极化效应、反沉默螺旋效应及循环反馈效应,通过信息传播、互动交流及固化定型作用于公众的司法认知心理。在应对双重转型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挑战时,除应从司法主体自身的信用能力、信用责任等内因入手外,也应重视公信力生成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可从三方面着手:探索网络社会特性,引导、规制网络社会,推动网络社会规则形成;秉持司法独立,推行司法公开透明,增进理解信任;保持开放心态,拓宽沟通渠道,强化互动协商。     

浅谈我国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及对策

司法具有公信力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是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当前我国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普遍不足，文章拟结合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的问题分别从司法与公众两个角度分析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意思自治的幻象与权力支配——司法调解中的当事人与司法场域

论文讨论的是当事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场域与司法调解的关系,包括当事人与法律、当事人与司法权威、当事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得出下述结论：司法调解实际上是以一种当事人对权力支配的不意识甚至是依赖为前提才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司法调解实质上是司法的供给与社会的需求之间的某种同源性造成的,它既不是法院或者政治领域的单方面强加,也不是社会的单方面需求的产物,而是两个历史相遇的结果。     

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功能

司法作为一个国家法律系统的有机组织部分,所具有的司法自治力、司法说服力和司法确定力,集中反映司法在法律生活中的信用程度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与认可程度。司法公信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社会主体的规则意识和秩序形态,对法律权威的实现和扩展、法治意识的培育与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建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民事陪审中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兼谈《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再完善”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直接目的与其说是体现司法民主,还不如说是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司法公信和权威的首要基础,是人民大众尤其是具体案件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和理解。在现行民事案件的陪审中,由于过分信奉法院的权力而忽视当事人的认同,往往出现“费力不讨好”的尴尬。赋予当事人在民事陪审中的程序选择权,将民事案件是否适用陪审的决定权交给当事人,将民事陪审案件中具体人民陪审员的选定权交给当事人,不失为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完善的好思路。     

宪法权威视角下的司法公信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呼声颇为强烈,与其将其定义为司法权力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信用关系,不如说是法治主义之下的意识产物。那么,既然作为法治主义的产物,以宪法权威之视角研究司法公信力似乎更为恰当。选择以宪法权威视角能够以更为清晰视角探究司法公信力问题,首先能够发现宪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具有内在关联,而后在此内在关联基础上探析可知惟有通过构建宪法政治体制、确保宪法地位以及唤醒公民理性意识三个方面方能达到构建司法公信制度之目的。     

论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程序公正为视角

法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而法律的权威离不开司法公信力的保障。中国目前的司法公信力状况令人堪忧,因此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司法公信力植根于公正,其本质在于公正地为权利服务。实体公正由于具有相对性,对于提升司法公信力作用有限,而程序公正则与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联系。本文以程序正义为视角,在揭示司法公信力和程序正义关系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程序公正以提升中国司法公信力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如下对策,即培育司法公信力需要司法程序符合中立性、平等对抗性、公众参与性以及终结性的公正要求。     

设立司法投诉委员会:强化审判监督

我国司法制度与人民民主权利及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要不相适应,司法腐败日益凸显。不公正的司法判决不仅背离了公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引发了社会成员对法律与法院的不信任情绪,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地方性司法和司法监督方式是造成司法腐败的制度性因素。应当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司法投诉委员会接受终审裁决的原被告当事人的投诉,一则使人大在任命法院人员时依法真实地授予他们审理权限,同时也真实地加于监督管理,力求司法公正;二则对我国目前地方性司法设置一个监管性闸门。     

我国法律信任培育的基本路径

法律信任的缺失是中国法治面临的巨大难题。而法律信任的培育,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取决于法律自身的良善性,还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物质环境、主体心理和社会体制等密切相关。我国法律信任的培育,可以从四种基本路径着手:一是以人格信任取代关系信任的社会文化进路,二是强化和促进经济平等的物质环境进路,三是早期信任人格塑造的主体心理进路,四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性进路。     

论刑事申诉中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在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刑事申诉后,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予以受理,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刑事申诉程序的重视还不够,刑事申诉案件提起主体混乱、刑事申诉案件管辖规定不明等。同时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不够、司法不公开、舆论绑架司法、司法行政化色彩严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释法析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极大降低了司法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刑事申诉程序应当选择刑事申诉公开审查的模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保障司法公开与公正,正确引导媒体舆论,积极推进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裁判释法说理的能力,积极树立刑事申诉中的司法公信力。     

电子诉讼的风险与程序构建

电子诉讼是顺应时代发展、服务信息社会的新型司法模式,有利于方便庭审、提升诉讼效率,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但是电子诉讼也存在影响当事人诉权行使、削弱直接言辞原则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法庭纪律和仪式感丧失、以及维护成本高昂与利用率不足等风险。为了扬长避短,电子诉讼在适用范围上应以当事人自主选择为主,对电子化的小额债务诉讼和督促程序实行集中管辖;在使用阶段上,起诉受理和审前程序应当作为电子化的重点;同时逐步完善电子庭审的程序规则,提高程序正当性。     

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司法的公信力及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信息失真"

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承载着树立法律权威、实现社会正义这一神圣使命 ,而只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司法公信力的取得不仅需要有适当的“软环境” ,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能够产生公信力的司法是司法的“应然”状态 ,同时也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在司法权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由于司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一些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的存在 ,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信息失真”。对此 ,一是要树立程序正当观念 ,二是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来制约权力的滥用 ,以遏制司法腐败现象     

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实证解析——以几起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

恶意诉讼、虚假诉讼频发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恶意诉讼不但破坏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降低司法公信力,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会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其他人合法权利,影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对此,新《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法条都做出了专门规定,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如何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具体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此,要根据案件的性质、危害后果、当事人所持的主观恶意等分别做出轻重有别的处理,既要维护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又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证据存疑时应做出有利益被告人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