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起诉替代措施论析

刑事起诉替代措施是指公诉机关对特定的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在案件进行审查起诉的环节,即作终止诉讼的处理,转换为非刑罚性处分措施,而不再进入刑事审判程序提交法庭审理的制度和作法。它体现了刑法谦抑思想,是起诉便宜主义和诉讼经济思想的产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探寻起诉替代措施意义深远。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采客观证明标准 ,但目前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呈现出诸多困境 ,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反思 ,同时 ,在借鉴国外刑事诉讼中主观证明标准的基础上 ,主要是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两大证明标准进行分析比较 ,提出了我国所应建立的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哲学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深入,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研究与争鸣也日趋激烈.应当说这种争议对于繁荣我国的诉讼证明理论,发展诉讼证明观念不无裨益.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争议而不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检讨,则难免陷于学术混乱,因此有些问题需要借助于其他思维方式加以廓清.     

刑事证明标准作用原理和规制机制

刑事证明标准在理论界存在争议。很多诉讼法学者希望能够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从人类语言表述的特点和刑事案件本身形态的多样性来看,可操作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另一种标准是存在的,通过规制裁判者的内心来达成内心确信,形成一种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说,刑事证明标准最终的解决道路在于授予权力和监督权力的统一,即既在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之内授予心证者独立而自由的心证权力,又通过另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来监督心证者的裁判,同时,对有过错的心证裁判予以依法惩处。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误读与纠偏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时常被误读,使之具有机械、呆板与空想的色彩。导致误读的原因,除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之外,还与人们把"规则""方法"混同于"原则",用学理裁剪、限制司法实践有关。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误读进行纠偏,一方面应当校正人们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应当秉持尊重实践的原则,对我国的法律规定与理论学说予以完善。     

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刑事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提高证明标准,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但证明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最佳证明标准应当由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当证明标准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社会净收益实现了最大化,证明标准达到了最佳程度。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诉讼行为来说,证明标准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应当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提高证明标准对于公、检、法等部门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和成本。部门收益和成本与社会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会导致部门行为的扭曲,损害社会利益。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促使部门和社会之间收益与成本趋于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试论现行刑事证明标准的缺憾、原因与完善

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适用中存在着分歧，而且存在较多缺陷：标准过高，没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容易产生漏罪漏犯；标准太笼统，易造成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对立和不均衡。因此，必须坚持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分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     

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证明标准基本问题简论

“客观真实”作为中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理论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有许多不恰当之处“客观真实”在理论上不成立,不具有可操作性,裁判者在事实认定上始终存在着自由裁量权。本文认为,“客观真实”的根本问题是无法满足打击犯罪的现实需求,而不是应完全抛弃。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据法是诉讼法的核心。在正当程序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国证据法典的制定已刻不容缓。证明标准的确立,是制定证据法典所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本文对中国和西方现行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判断证明标准良莠的科学依据。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据法是诉讼法的核心.在正当程序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国证据法典的制定已刻不容缓.证明标准的确立,是制定证据法典所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本文对中国和西方现行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判断证明标准良莠的科学依据.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在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经历了从犯罪构成要件标准到无罪推定标准的转变。在2002年兰勃特案之前,英国采用的是犯罪构成要件标准,由控辩双方分担说服责任。英国《1998年人权法》将《欧洲人权公约》所确立的大部分权利适用于英国公民,其中包括《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这导致了在2002年的兰勃特案中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转向了无罪推定标准,即说服责任一般由控方承担。无罪推定标准对英国刑事成文法的规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实务中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通过比较分析,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指导之下,我国在立法上应当设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为了更好地适用这一标准,应当注意相关制度的协调,建立一系列的配套保障措施。     

试析刑事证明标准的导向性功能

刑事证明标准在诉讼中究竟能否解决实务中裁判的精确性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标准实则具有两层含义,一为技术性指标;另一为抽象性目标。前者具有明确的可测量性,后者只具有引导和指向功能。司法裁判中的证明标准不可能具有刚性的测量功能,而只具有目标型性的导向功能。立法与司法应将目光从对裁判精确性的不确定追求转向对可控的公正程序与证据规则的合理关注和构建,从而确保判决的可接受性。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混合标准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这两种观点均未能全面把握刑事诉讼证明的两个阶段和双重属性,各有缺失.客观真实标准是最理想的证明标准,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单一的客观真实标准的条件,现实的选择是实行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混合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歧视性起诉”

我国公诉实践中存在相似情形不同处理的歧视性起诉现象,这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为了实践宪法,实现法治,缓和社会冲突,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被告人权利,我国也应当建立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对起诉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行程序性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