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桧风·羔裘》、《素冠》作时补证

周幽王九年（前773年）,周王室太史伯为郑桓公策划东迁虢、桧之谋,郑桓公遂东寄帑贿于虢、桧十邑,为灭桧东迁郑国建立了桥头堡;大致在周幽王十年（前772年）时,郑桓公袭桧而取其地但未灭其国。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桓公死于骊山之难后,其子武公继续伐桧,鄢（邬）、弊、补、舟、依、黑柔 、历、莘（华）诸邑相继失守,桧国遂亡,时当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此年,武公遂从郑东迁其国于桧国故地新郑。《诗·桧风·羔裘》、《素冠》均为武公灭桧后所作,故其以“亡国之音”为主调。     

屈原《离骚》用礼探微

屈原博文强志,熟谙礼仪,故能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自觉不自觉间渗透礼制于《离骚》文字之中,包括崇祖之礼、命名取字之礼、茝兰赐献之礼、前驱导路之礼、盟誓之礼、陈词祈祝之礼、昏礼、卜筮之礼、佩玉之礼、大夫士去国逾竟之礼、宗庙乐舞之礼、车马礼制等。总体来看,《离骚》用礼虚实相间,多有象征义;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以周礼为本而又融入楚地习俗。东周礼崩乐坏之际,礼制并未完全丧失固有作用,作为身份等级衡量标准,依旧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因而《离骚》用礼数量众多,涉及范围广;周代贵族熟悉礼仪,礼为社会交往之需,因而屈原可以因礼设喻,不虞其义不达;《离骚》用礼以周礼为本,融入楚地习俗,周礼直而通达,楚俗摇曳多姿,屈原可谓兼得,故能以约文、微辞表与日月争光之高志。     

层级化与席位爵——试论东周卿大夫士爵之演生

卿大夫士爵在西周并不存在,大约在两周间或东周初才演生出来."层级化"与"席位爵"概念,有助于辨析这个问题."层级化"意谓首先出现的是官职,随后逐渐进化出职官层级.西周职官已经初步层级化了,体现为"卿士—师尹—御事",当时人们依此、而不是依"卿—大夫—士"来称述职官,因为当时尚无"卿—大夫—士"爵列.原生意义的"爵位",是氏族会食时执爵而饮的席位,这个意义上的"爵"可称"席位爵",以区别于作为官员秩次的"品位爵".乡饮酒礼的坐席分三等:士(即子弟)的堂下站位,大夫(即大人、父老)的堂上坐席,"卿"(即族长、乡老)的主人之席.若官员前来观礼,则要按三等命数,分别在士之位、大夫之位及贵宾之位就坐.这三等席位之法及三等席位之名,被朝廷飨燕之礼袭用,其时三个层级的官员分别在三等席位就坐,由此卿、大夫、士称谓发展为官员秩等之称,变成"品位爵".     

西周地方行政制度辨析

自汉代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西周时期存在着以地域划分为基础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既有以地域为单位的行政区划(所谓“国”“野”或“乡“"隧”制度),还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官僚制度(若《周礼·大司徒》所谓“乡师”“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之制)。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靠不住的。事实是:西周时期普遍存在着以血缘划分为基础的宗、族管理体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士、大夫贵族世卿世禄制度。     

论“哭”

“哭”见于“三礼”,近二百条。礼之用何？《礼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札不成;教非礼不备;分争辩颂,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有五,吉、凶、军、宾、嘉是也。“凶礼”亦有五,《周礼》：“一曰丧礼,哀死亡;二日荒礼,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曰吊礼,哀灾祸,遭水火也;四日桧礼,哀围败,同盟会则货,以史其所丧也;．h曰恤礼,哀寇乱,邻国相忧也。“凶”事致哀,各国皆然。唯我国古代,即哀哭亦当依制,不当哭而哭、哭而失度、哭而不在也哭之所、当无声而有…     

略论莽张飞形象的诞生——从章学诚的一则评论说起兼论及《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代

一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学者章学诚尝调:“张桓侯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按,指《三国志通俗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且不说此评论是道地的封建士 大夫的一种阶级偏见,用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去观察和评论文学上的典型形象,即以史实考之,亦大相迳庭。     

“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卧评》论小说的首要审美标准

自李贽提出“五大部文章”说,肯定《水浒》为“发愤之作”,乃“天下之至文”;金圣叹誉《水浒》为“第五才子书”并细加评赏后,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代,我国古典小说创作达于高峰。稍有识见者,都或深或浅地体会到了小说的礼会作用,进步的理论家们似乎不必再为小说之是否“可观”多费口舌,而可以集中笔墨从不同角度去为中国小说美学破土奠基了。《卧评》就不再论及小说的地位问题,而直接把《外史》看作《史》、《汉》一样的不朽著作进行研究。从《外史》出发,又论及小说的审美标准问题。     

评杨大堉、胡肇昕补《仪礼正义》

胡培翚《仪礼正义》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历来受到好评。然而,《仪礼》17篇,胡培翚仅完成12篇即已去世,其余《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五篇12卷,乃是其门人杨大堉以及族侄胡肇昕所补,而学者多将两者混为一体。杨、胡所补部分的水准究竟如何,能否与胡培翚的原作匹配,事关对《仪礼正义》的整体评价。杨、胡补《仪礼正义》各篇存在违背胡培翚既定体例、排弃贾公彦之说、引用文献不当、失于截断、前后失照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学术水准明显不如胡培翚原作,读者不可不明辨于此。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简评《声调谱》

《声调谱》清代赵执信著,一卷。因全书分为《声调前谱》、《声调后谱》、《声调续谱》三部分,亦称《声调三谱》,各本亦多分为三卷或二卷,并于《续谱》后附《通转韵式》。全书均如书名所示,论析诗歌声调所宜。据赵执信《谈龙录》云:赵氏“得常熟冯定远(班)先生遗书,心爱慕之,学之不复至于他人。新城王阮亭(士禛)司寇,余妻党舅氏也,方以诗震动天下,天下士莫不趋风,余独不执弟子之礼。闻古诗别有律调,往请问,司寇靳焉。余宛转窃得之,司寇大惊异;更睹所为诗,遂厚相知赏,为之延誉。”又云:“阮翁律调,盖有所受之,而终身不言所自。其以援人,又不肯尽也。有始从之学者,既得名,转以其说骄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调也。     

文士的不遇与文学中的士不遇主题

(一)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士的“不遇”,作为文学所表现的一种普遍的生活现象和文人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却始终伴随着文学创作。 先秦时期,当田野、里巷的青年男女,将其艺术才华倾注于婚姻爱情的生活内容而“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时,“变风变雅”作者便在“周室大坏”的社会变动中,创作了古典文学史上第一批反映士不遇之主题的抒情诗篇。诗人大都是这式微时代的卿士大夫,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动,因而伤时忧乱,怨天尤人,一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情溢于言外。正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所云:《瞻叩》、《召昱》之诗,“皆忧乱之将至,哀痛迫切之音。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愬,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     

曹元弼《礼经学》对张惠言《仪礼图》图表引用之概述

《礼经学》为清末礼学大师曹元弼受洋务派代表张之洞所托编纂的经学教科书.张之洞嘱托曹元弼著《礼经学》,欲以传统礼仪达到收挽民心,强学力政,抵御外侮之目的,仍是“中学为体”政治思想的表现.此书为曹元弼广采众家学说汇编而成的教科书,其主要内容多取自别家,其中张惠言《仪礼图》即其所引书之一.张惠言为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精研易、礼之学,《仪礼图》为其礼学代表作.此书为图解体,曹氏《礼经学》之图表多引于此.曹氏引张氏礼图,因其礼图绘制切合经义,图文精审,优于前人.     

中学语文课本古代官制例释(三)

上卿 战国时代最高级的官。如:“拜为上卿。”(《廉颇蔺相如列传》) 宦者令 宦官的头目。如:“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同上) 舍人 派有差使的门客。战国时代,贵族或官僚家里都常常养着一些食客。如:“臣舍人蔺相如可使。”(同上) 美人 妃嫔的总称。如:“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同上) 大夫 古代统治阶级,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因此后来成为一般任官职者之     

《古学经子》校正一则

近日翻阅王锦民先生《古学经子》（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发现该书第１２７页有这样一段： 《仪礼》在三和中实际年代最为久远。《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 礼作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但所制 之礼,则《周官》、《仪礼》也。”按这一说法,《周官》、《仪礼》均为周公所作。不过 《周官》虽保存了很多西周到春秋的官制,但其成书实在战国时代。《仪礼》则自 孔子时已经成书,《礼记·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 礼于是乎书。”这是《礼记》…     

《闲情赋》研究

陶渊明《闲情赋》作于《感士不遇赋》之后 ,二者为述志陈情姊妹篇。《闲情赋》比兴象征 ,不同于《感士不遇赋》直抒胸臆。苏轼之评《闲情赋》 ,最具心眼 :“与屈、宋所陈何异 ?”本文首次紧密联系屈、宋 ,认为表现了忠君爱国之重要意旨 ,或缅怀古圣帝明君 ,或感念东晋诸帝 ,或独示对东晋恭帝被刘裕所毒害之感慨 ,或俱兼包其内也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告庙”与“庙见”之别: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婚礼礼俗考证——从《左传》“先配后祖”说谈起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国公子忽"先配后祖"之事,历代经学家对此众说纷纭,持论不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贵族阶层通行的婚礼礼仪问题。告庙的仪式与婚礼仪式并无直接关系,而庙见的仪式才是婚礼中必要的一环。春秋时期,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礼仪与士昏礼有所区别,尽管都有"三月庙见"这样的仪式,但是士昏礼中新妇到达当日便"成夫妇","庙见"只具备禀告先祖"来妇"的意义,而在大夫以上阶层的婚礼中规定"三月庙见"之后才能"配夫妇",因此庙见具有保证婚姻合法性的特殊地位,是大夫以上贵族阶层婚礼中尤其重要的一环。     

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秦汉郊礼初探

所谓郊礼,是指的郊祭天或上帝之礼。这是自西周以来历代统治阶级祭天常礼中视为“正祭”的一种最隆重的祀典,是中国古代社会至神崇拜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历来为中国统治阶级所重视,而“尽心极虑以建其制”(《汉书·郊祀志下》引匡衡语)。本文拟就有关秦汉时期郊礼的几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