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执法方式生态化研究

生态经济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共生,是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环境行政执法作为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不仅保障环境治理的发展成效,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我国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执法方式强制性色彩浓厚、缺乏良性互动机制,需对执法主体转变执法理念,进行环境执法的生态化革新。基于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困境,我们应扩大多元主体、转变执法理念、更新执法方式。要促进环境行政机构垂直改革,引入环境行政约谈,适用环境行政合同等柔性执法方式,兼以适用刚性的“党政同责”追责制度,刚柔并济推动环境行政执法方式的生态化发展。     

西部地区环境-经济效率实证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2000-2009年西部地区11个省市的环境一经济效率值,分析了十年来西部地区环境一经济效率的差异及演进规律。结果发现,考虑环境污染变量后的环境一经济效率值较经济效率值有了明显的下降,环境一经济效率评价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较高。     

制度效率与经济效率比较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把以往对效率的关注点从经济效率转移到制度效率上 ,是经济学的一大突破。关于制度效率 ,人们的评价标准虽不尽相同 ,但大多是与经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可见 ,制度效率与经济效率是密切相关的。对二者关系的比较分析表明 ,要尽可能实现制度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协同改善与提高 ,就必须消除由制度非效率所产生的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 ,为此 ,必须有意识地降低制度成本 ,提高制度效率     

论政府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正

效率与公正是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获得的两个方面的不同评价。效率是实现公正的途径和保障,公正是效率的目的。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是政府行政执法应该重视的双重目标。但现实中,二者却因执法理念、行政特权、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和广阔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等原因而使之产生严重分歧,致使当前政府行政执法的根本目的——社会公正难以实现。因此,平衡二者关系并实现行政执法根本目的的关键要义在于:理念重构、行政立法公正、加大行政救济力度和健全行政责任机制等。     

加强行政执法建设的原因及对策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而行政执法建设作为依法行政的核心,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行政组织不健全,行政执法制度不完备,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监督机制较弱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增强法治观念,加强执法监督,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法治政府建设

合法、合理的环境行政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的建设也有助于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但是,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尚存在环境行政执法无法可依、环境行政执法主体缺乏必要的自行强制执行权和政府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了结合环境行政执法的实际适当加快相关立法的进度、赋予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以自行强制执行权和强化法律责任等三方面的建议。     

四川旅游环境行政执法法律制度研究

旅游环境行政执法指旅游行政执法主体在法定的行政管理领域内,适用旅游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监督管理的活动。我省旅游环境行政执法的主体相当多,分为四类,执法的依据的范围也十分广泛,这是由旅游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综合性决定的。社会监督是四川旅游环境依法行政执法的保障。旅游环境行政执法主体在内的行政执法主体按照法定程序执法是对环境行政执法主体行使执法权的一种必要节制,是法律规定的职责,是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环境问题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自然问题 ,而且是一个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历史问题。近年来 ,对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解决方法 ,为此 ,不断强化制度创新 ,推进环境立法改革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分析

为研究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率,利用历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来自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借款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效率的。民间金融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规制定价与效率分析

从政府规制定价的角度,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分析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定价与效率损失,比较了政府规制和未进行规制时的价格、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变化。从而得出:尽管信息的不对称性使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产生效率损失,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规制时的经济效率仍比行业垄断时要高。     

环境经济损益实例分析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是经济管理部门对项目决策时的主要依据,也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通过项目实例进行环境经济损益分析,为进行环境经济损益分析的部门提供一种分析方式,同时也为管理部门提供比较全面的科学决策依据和思路,为循环经济和绿色GDP的计算奠定基础。     

辽宁省县域经济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BCC模型对2007～2009年辽宁省44个县域相对经济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辽宁县域经济大部分未达到投入与产出的最佳状态,纯技术效率较低是其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达县市并非是处于经济效率相对最优状态;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效率的有效性相对较低;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各县市应通过技术改造、加强管理等途径使资源投入合理配置,从而提高经济的产出效率。     

政府环境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要求其价值在开发和使用中得到补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环境污染的经济理论指出 ,政府课税正是环境资源价值得以实现的效率政策 ,同时又兼顾公平原则。发达国家实践表明 ,政府环境税收促使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 ,改进生产技术 ,提高市场竞争力 ,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 ,取得环境资源配置中的效率收益 ;同时在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就业水平、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果。     

社会福利分析视角的转型:从政治、经济到社会

社会福利常被看成经济发展的产物以及公民政治权利的体现,实际上,福利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福利的设置与安排、供给与需求都要受到特定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社会运动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福利分析视角从经济、政治到社会的转型,是要将原来被遮蔽的维度揭示出来,分析与特定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福利项目与内容,探讨社会福利的供给对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揭示影响社会福利供求的各种要素.     

对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政府协调行为的伦理分析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经济效率是一个对待性的概念,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种手段;经济公平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还具有某种目的性价值;两者都是衡量社会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市场失灵”使政府协调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行为具有道德合理性。政府协调行为应该致力于同时满足公民对这两种价值目标的需求,确立以经济效率为基础,致力于维护经济公平的复合型价值取向。政府协调行为也会衍生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协调主体放弃了公正、中立的价值取向;“寻租行为”损害了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法律制度、政策违背经济公平的伦理原则;协调行为导致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低下。但这些现象是可以克服的。     

我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再分析——多元VAR分析

文章在运用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从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五个方面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4~2006年的效率进行测算数据的基础上,运用VAR分析方法研究我国银行总平均效率、国有银行效率、股份银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恩施自治州行政执法状况调查与分析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和关键所在。通过对恩施自治州的行政执法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恩施自治州的行政执法在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以分工为基础的经济效率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社会分工形成的技术效率是经济效率的物质基础,制度因素对其实现有重要影响,分工的技术效率决定潜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因素决定形式剩余控制权,从而构建了以分工为基础,以剩余控制权配置为核心的经济效率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