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重新认识秦文化

秦人始国前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戎战争，使秦文化先天具有军事性。商鞅变法后与法家思想相结合的秦文化，军事性空前膨胀，这是由于法家思想本系军事思想而产生的叠加效应。秦文化的军事性既成就了秦的统一事业，同时也造成了秦主朝的速亡。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其理论先驱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但进行系统阐发并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出现,但他的儒学却包襄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渗透着法家精神,所以就实质而言,董仲舒对儒学作了法家化改造,完成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这一改造,主要包括对大一统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崇和对士的体制化的设计等.     

从“汉承秦制”看西汉前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秦始皇作为法家思想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王朝。他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法治路线,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分封制,把郡县制推广全国,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局面,对我国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新兴封建制的胜利,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胜利,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路线的胜利。但是,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     

浅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宋代政治军事的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皇权制度,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王朝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军事保障,也为宋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行政缺乏效率,军队缺乏战斗力,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最终使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     

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

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一系列旨在维护皇权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举措,由此带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出现和迅速由盛而衰。这是历史的必然。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法家与兵家

分析法家对兵家的批判继承,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以阐明法家思想中的军事因素,法家迫于战争环境的现实需要,其治国思想表现出很大的战时政策的特征,而兵家的治军理论则直接构成了它的思想渊源,兵家讲上下同欲者胜,法家讲一民于耕战;兵家讲恩威并重,法家讲以法赏罚;兵家讲立信,法家则讲信赏必罚;兵家讲诈敌,法家讲以循名责实驭臣民的诈术;兵家讲势,法家强调恃人不敢为非的制度化建设.法家在继承兵家思想的同时,将其治军措施扩大到了整个国家的领域,并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了.     

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有社会科学界“哥德巴赫猜想”之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于没有准确的界定和系统的理论,使得学界对传统中国是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争论不一.在相对封闭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传统中国,根植于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导致社会经济总量有限,以致形成了以封闭性、农业经济、中央集权和儒家意识形态为特征的“超稳定性”特征.这一传统中国“超稳定性”的逻辑推导,有助于理清传统中国是否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有助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完善.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大一统再认识

大一统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两方面的内容。它发轫于夏，发展于商，至西周达到了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鼎盛时期。春秋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衰落和解体时期，战国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向皇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过渡、转化时期。因此，大一统应分为王权政治下具有初级特点的大一统和皇权政治下具有高级特点的大一统两种形态     

韩非《五蠹》译注

本篇选自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的著作《韩非子》,是韩非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阐述法家政治路线的代表作。蠹(dù杜)是蛀虫。五蠹是指反动的儒家(学者),高谈阔论的纵横家(言谈者)、带剑行刺的亡命徒(带剑者)、逃避服兵役的人(患御者)和投机营利的工商奴隶主(商工之民)。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蠢之首,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法先王”、“行仁义”,而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破坏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坚决主张取缔五蠹。同时提出了变法革新、严明赏罚、实行法治、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用战争统一中国等政治主张。显示了韩非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深受秦始皇的赏识。     

三国时期杰出法家曹操的军事思想

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有作为的法家人物,他不仅执行了坚持统一、反对割据,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路线,成为三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在几十年的统一战争中,他还竭力推行了一条法家的军事路线,积极实践并发展了先秦法家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军事思想,建立了一支能攻善守的军队,胜利地进行了统一中国北方的战争,从而表现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三国时期一个最有打仗本事的人,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     

论法家的文化模式

法家的文化模式注重人的自然属性,主张用法来文化人性,构造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对人性的一次大解放。它缔造了秦帝国,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物态结构与制度结构,确立了中国文化农业经济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的两大传统。但法家模式也存在着从对人性的约束与规范发展到对人性的捆绑与伤害等致命缺陷。     

商鞅变法的历史经验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他在秦孝公时代实行的变法运动,是一次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社会革命。这次变法的成功,成为秦国由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秦行商君法而富强”,经过商鞅变法,原来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秦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一跃而成战国七强的元雄。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性探析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巩固中央集权、维护专制统治和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其最高的政治理想.而"大一统"理论的提出正是实现这一治国理想的前提和保障."大一统"思想,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今天也不乏借鉴价值.     

试谈商鞅的教育革新思想

商鞅是我国战国前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有名的教育革新家。他总结和发展了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革经验和理论,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在秦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变法实践。商鞅的变法涉及到各个方面,他把教育革新也当作变法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鲜明的教育革新思想,为法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是,古今中外的反动派,出于其反革命政治的需要,篡改中国教育史,从根本上否定     

楚怀王与“合纵”

战国中期,周王室进一步衰落,封建诸侯武装割据,兼并战争此起彼伏,连年不断,天下形势正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当时,真正有能力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只有秦楚二国,“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秦自商鞅变法,国势日益强大,处于进攻姿态。楚至怀王,国力逐渐衰弱,处于守势。在强弱相持的政治、军事格局下,外交上出现了合纵与连横的对立和斗争。合纵即     

商鞅的经济思想及改革路径新论

商鞅变法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变法举措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激进性。商鞅根据西秦华戎交织,土僻人稀,以农为主的国情,出于维护小农经济和强化国家资源获取能力的需求,既吸取了儒家孔子提出的平均主义经济消解思想,又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厉行干预。通过“重农抑商”、军功爵制等举措,大力提升了西秦国家的战争资源获取能力,达到秦政府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商鞅等法家人物的经济政策正是孔子平均主义与法家经济干预主义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