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与三个刑事政策的关系

宽严相济是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其政策实质是区别对待,辩证地运用"宽"与"严"。新中国成立以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二十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高压下,实际上已成为应然的刑事政策,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严打"刑事政策则从临时的应付对策变为长期对策,事实上已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成为实然的刑事政策。由此使业已存在的中国重刑主义思想更加浓厚,已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经验,将宽严相济确立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刑事政策。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刍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本文以刑事政策为研究基础，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探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应当避免地误区，冀望能对我国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有所助益。     

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运用政策指导工作、推动工作是一个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刑事司法政策作为一个政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同时,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执政党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就必须强调对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政治背景、折射出的价值观念、反映出的政治主张以及依据的理论基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孤立地认识"宽"或者"严",都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宽严相济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准确内涵,"相济"才是实现两者辩证统一的关键。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针,是在司法领域贯彻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重要举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重点要强化法治理念,用好轻缓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实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新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司法机关准确实施国家刑事法律的重要指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在实践中,司法机关认真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取得了初步的政策效果,但还存在一些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问题.为此,司法部门要树立新型司法理念,积极探索合法途径,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从而进一步推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     

正确把握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括"宽"和"严"两个侧面.和谐社会建设决定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立足于"宽".宽严相济的"严"是用来矫正"宽"和辅助"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以及西方的"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既有根本的区别又有相通的地方.     

美国两极化刑事政策初探

近年来,美国采取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犯罪控制效果。两极化刑事政策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以多元化刑罚理念为支撑,促成了一系列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美国的刑事政策为镜,有助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自我反思和完善。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主要表现,探索美国刑事政策对于我国的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犯罪的基本策略,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而演变发展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注重贯彻宽松刑事政策,合理运用严格刑事政策,并协调运作宽松与严格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探究

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和设计通盘移植西方,同时刑事政策长期存在工具主义的倾向,因此导致刑事政策的信仰困顿。当前,我国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由“刀把子”向“大宪章”的转变,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然面临信仰缺失。基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的命题,从情感基础和精神基础两方面建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我国刑事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实践

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这要求我国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使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人权保障内容能够充分、及时地得以实现,并以此为依凭,将刑事人权保障渗透到立法、执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养成和信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先导和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与完善,是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和前提;人权保障的司法实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途径和关键。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且很不完善,我们仍有必要进行创新和探索。刑事和解程序因强调保护、恢复和教育刑罚观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立的特殊保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为增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功能和效用,增加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程序和刑事处遏的多样化,以四川省检察系统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为例证,探析刑事和解程序引入适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