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城市基层治理主体开始了数字治理的行动探索。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并不必然实现对城市基层治理行动的赋能。通过对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必须在城市基层治理行动中形成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才能够实现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目前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行动效能并没有充分呈现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和城市基层治理的治理优势,存在着多重行动障碍。基于技术-治理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城市数字治理行动效能障碍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数字技术与治理机制的“脱嵌”所造成的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与精准化服务的价值偏差、目标偏向、结构失衡。对此,城市基层数字治理行动应在主体、结构、过程、规范、资源五个方面确立技术-治理互嵌耦合的行动策略,促成技术要素与治理要素的正向耦合,均衡推进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对城市基层治理的赋能,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论城市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基于撤销街道办事处的分析

街道办事处的撤销意味着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这一改革的实质涉及城市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是城市生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一个缩影。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框架下的这种关系变化,是通过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来推动的,而分权化的改革是伴随基层政府职能的转移与基层治理结构的重构来进行的。透视这一改革过程可发现,服务与秩序的双重构建成为指导这种城市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的核心所在。城市基层政府在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这种结构性体制变革来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和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将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基层政权的稳定纳入了改革议程。     

社区重建中的基层治理转型——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生成逻辑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社区组织平台,把乡镇基层和市直部门人员派驻社区,统一服务机构和标识,实现服务下移和重心下沉,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全程代理"服务.在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上,奉行互助、合作和双赢的理念,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方式合作提供公共服务.通过社区建设运动,促进了政府职能从管治到服务的转变,城乡公共服务的对接和一体化也将催生和引发政府行为方式的革命及基层治理的转型.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街道办事处改革:问题、路向及制度条件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它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很多问题.推进城市治理结构扁平化,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二级政府、二级行政”体制,由区政府直接面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从改革路径看,撤销街道办事处有赖于推进大部门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公益性社区组织等前置性制度建设.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社会管理研究在中国:进路与焦点

在社会转型带来诸多问题进而需要人们认真关注的促动下,社会管理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检视已有研究,研究者主要是沿着“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管理、何谓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行脉络、社会管理的当期重点”等进路展开分析.梳理发现,社会管理研究缘起于社会转型的现实推动;对于何谓社会管理,当下是多维解说却尚无定论;社会管理的现状及未来趋势是匍匐前进但趋向明朗;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任重道远.相对而言,社会管理创新成了一个永不陈旧的焦点话题.从根本意义上讲,社会管理创新是在寻求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可见,当前研究亟待关注四大重点议题:谨慎思考西方社会管理语义在中国的适用性;精细考量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明晰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关键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的互信;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实践缺乏创新的激情和有为的胆识.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