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领域的再阐释

公共领域一直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注。不论是阿伦特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公共领域,还是哈贝马斯民主语境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后续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消极互动＂之逻辑预设上展开的。但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协作＂或＂‘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之逻辑预设同样存在可能;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管理机制,它同时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域、社会对国家的管理域、国家自我管理域以及社会自我管理域相联系,发挥着社会管理功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从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两个方向着手;外部要素包括制度与媒体,内部要素包括公众、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空间。     

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

大众传媒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大众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大众传媒既有社会控制的正功能,也有负功能。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将对社会控制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对社会政策的过度干预会削弱正式控制力量、舆论导向的不确定性影响控制效果、不合理的社会暗示容易误导社会成员、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过度依赖影响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认识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作用机制,正视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对社会控制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控制,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社会的稳定结构——中国公共领域建设研究

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取决于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的需要,随着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过程,社会结构从单一的国家政治实体发展到国家—社会两极结构,再到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维空间结构。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处在由两极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的时期,但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自觉过程,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国家让渡出的一部分空间,这就决定了我国公共空间主体对国家天然的依赖性。所以,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发挥"三角形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论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理性缺失

政治宽松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孕育了脱离权力控制的人际交往空间和展开公开讨论的人际交往模式--博客社区.在大众传媒受权力机关把持、与利益集团合谋成为公共领域的颠覆力量之时,博客社区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但是,从公共领域的三个要素--主体、媒介、共识来考虑,会发现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建构缺乏理性基础.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与公共政策合理性——以浙江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行为。民营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展开的政治行为,在完善的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中更能发挥积极作用。要构建完善的社会公共交往领域,必须不断拓展公共交往空间、提升公共组织层次、强化公共媒体功能。在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中,实现民营企业家组织同其他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和不同主体间的建设性交往,更有利于形成公共舆论、凝结公共理念、聚合公共利益,以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论社会资本与社会民主的建构

人类政治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个领域,可以分为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而社会民主是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社会民主的建构包括三个条件,即民主国家的建构、有机的公共生活的建构和公民社会自身的建构。民主国家的建构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外部环境,公共领域是社会自身制约国家的途径,而市民社会则是社会民主建构的主要内容。公民社会的建构,则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信任的增强。因此,社会资本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基础。     

论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社会控制功能的失调与重建——基于社会化媒体的视角

新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用户规模飞速增长,使传统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遭遇到巨大挑战:舆论生成模式发生改变;舆论引导难度增加;传统大众传媒的公信力遭受质疑,进而导致其社会控制功能失调。其功能重建应当从传媒、政府与社会成员三个主体加以考虑:传统大众传媒应主动与新媒体形成互补与相融,重拾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双重任务,新媒体应积极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做好用户培育与信息初步监控;政府应主动积极与商业性社会化媒体合作,打造公众参与平台,并运用新媒体技术对越轨信息进行深入监测与分析;社会成员应加强理性与自律。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使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侯,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但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自身也存在着限度.     

非媒体信息、非媒体机构与大众传媒的有限功能——兼及一种去媒体中心化的舆论监督观

由于信息类型的多样性与社会分工的多元化,不论是在环境监测还是在舆论监督中,我们都不能对大众媒体寄予太多的期望.对媒体功能的分析不能忽视两个事实:一是媒体只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承担了一部分的信息传播功能;第二,媒体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无法呈现全部的信息,其洞察、监督及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区分媒体信息与非媒体信息、媒体信息机构与非媒体信息机构,我们可以客观地审视其社会功能.正如大众传媒的有限效果一样,大众传媒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受其他社会装置的制约.若从舆论监督的角度看,没有其他“非舆论监督”机制或机构的配合,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必然事倍功半,即便在最为民主的体制下也是如此.     

大众传媒与农村环境保护舆论空间建构

农村环境问题是十分重要但却常被忽视的问题。大众传媒能够在农村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大众传媒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沟通功能、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功能、服务功能、培养功能等方面。目前,大众传媒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针对目前的问题和困境,应选择以下路径进行：政府建立传媒农村环境保护激励机制;传媒管理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提高对农村环境传播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农村环境传播本身的质量;农民主动、充分利用传媒资源,形成良性互动。     

智库的大众传播操作：由胡佛研究所引申

智库要实现影响舆论、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目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工具对外宣传推广其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使其得到公众的认可。世界著名智库胡佛研究所通过对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充分合理运用,进一步提高了其在美国及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成功经验,值得我国智库学习借鉴。     

从奥巴马2012年总统竞选看网络舆论管理

社会媒体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通过借助传播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显示社会媒体在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聚集人气和舆论管理的作用及其特征.同时,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社会媒体使用策略对中国的网络舆论管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面对网络舆论不仅仅要“管”,更要对网络舆论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积极回应和处理.     

公众参与的“媒体驱动型”特征

当前中国公众参与呈现出"媒体驱动型"特征.这一特征的成因有六:区域性和片段性存在的公民社会;媒体公共领域的生成与初步发展;媒体管理初具社会法团主义特征;新闻专业主义的激发和规范作用;走向"善治"对媒体的现实需求;达成"审议民主"需要媒体作为.本文是一次尝试性的归纳,具体细节尚有待深入的探讨.     

浅析微博时代的舆情与治理

微博时代的舆情正成为社会管理的一大挑战,依托微博形成有别于传统的特质,一是形成的便捷性,二是效果的爆炸性,三是内容的社会性。微博舆情的生成离不开信息接收者、媒体运营商和政府管理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微博时代下一的舆情治理路径如下：一要打造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二要塑造责任媒体,加强媒体责任;三要建设现代型政府,完善政府职能。     

媒介的公共产品转型与公民文化建构

人类生存于由自身创造的各种文化符号组成的虚拟世界中,媒介传播则是其中最为感性具象的符号体系,从而充当着人们获知外部世界的理想中介。通过互联网技术,媒介日益成为广泛参与的虚拟社区。因此,媒介具有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或公共产品的先天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变革实质上是媒介的公共产品化转型,具体地说,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理论上的纯公共产品嬗变为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准公共产品。这一转型使媒介有效地参与并促进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健康发育。与媒介的进步相比,我国的媒介批评转型明显滞后,新型的媒介批评应当追随媒介转型的脚步,将媒介是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作为其最重要的尺度。     

我国公共新闻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突破对策

我国的公共新闻由民生新闻发展而来,在电视节目、报刊栏目、活动策划等方面已有体现。现阶段我国公共新闻发展面临的障碍包括公众对政治事务缺乏热情、传媒环境的诸多限制、媒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新闻的时效性与社会问题延续性的矛盾。发展公共新闻,应营造社区文化,提高公众对政治的热情;加强不同形态媒体之间的合作;媒体在讨论中充分发挥组织作用,解决好"3W"问题;媒体及时跟进观点的报道和后续进展。     

电视文化的负功能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电视文化在发挥正功能的同时也具有麻醉、反智和操纵等负功能,这些负功能会导致钝化思考力、瓦解创造性和消弭道德感等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应对电视文化的负功能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媒体角色自觉,电视人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社会担当,二是社会管理主体要切实担负把关和监督的责任,三是受众要建立自我主体性地位,并发展个人的批判性思维,提升媒介素养。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异化、冲击与引导

新媒体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社会语境和媒介生态,媒介的融合诱发了社会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因而呈现出多种异化与畸变现象,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下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管理范畴的重要课题。因此,需要通过议程设置重构、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加强网络社交管理、规制政府行为失范、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等途径,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从而促进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得以健康稳定、和谐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