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种制度国家全球治理问题的合作与纷争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全球治理危机日益凸显;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日益增多,无论是在政府层面、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中还是在非政府组织中,合作都呈现日益加强的趋势;同时,两制国家在国家利益、国际地位、价值观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纷争难以弥合。全球治理任重而道远。     

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调适

处于全球治理时代的民族国家常常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面前陷入困境和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二者进行理论审视.全球利益的思想源头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理念和万民法思想,中经格老秀斯和康德的和平思想阐发,于现当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局限的人类共同利益诉求;民族国家利益则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其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和17世纪英格兰的国家理由、王朝利益等概念,而自17世纪之后逐渐形成以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为本位的国家利益概念.在全球治理时代,我们必须具备对以上二者的理性认知,坚持一种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国家利益观:正视全球性危机的严峻挑战以及全球治理向深度发展的时代趋势,在认识和行动上呼应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利益维护的急切需要;尊重国家的基础性地位,维护合理的国家利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调适.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     

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进程及中国未来走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治理理论的逻辑延展又是治理实践的空间拓展.因此,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不仅要有本土眼光,更需具备全球视野.文章通过探讨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与属性,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脉络与角色定位.以全球视野下国家治理体系的嬗变历程为切入点,梳理了科层治理体系、竞争性治理体系、网络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体系的谱系变迁.在厘清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阻力问题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顶层设计、民主内涵、法治逻辑与执政党建设等进路.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治理逻辑:挑战及应对 ——以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为分析重点

国家安全问题历来牵涉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点与核心。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触发国家安全问题,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受到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安全治理风险冲击。因此,通过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家监督和加深国际合作来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时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反思路径。     

世界政府的限度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这一现实而形成的重要论调,它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分析表明,世界政府是基于全球经济政治现实而做出的合理设想,但其中存在着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它洞见到了问题之所在,却在解决问题时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它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的。而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于,它的预设条件"国家无能论"并不成立;它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它主张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一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而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辨析

随着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与理论探讨不断深入,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日益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在高度复杂分化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单元呈现多向发展、多元存在的特殊复杂性,已形成政治社会治理、行政治理和经济治理三重治理单元,它们之间具有非重叠性和内在张力。政治社会治理单元呈现"下沉"趋势并聚焦于社区层面,经济治理单元呈现"上升"趋势并聚焦于市县之间,行政治理单元徘徊于上述两种趋势之间并聚焦于县区一级。这样的分化是大国国家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复杂结构特性。因此,必须认识到多元、多层次治理单元的存在具有历史长期性和内在矛盾性,只能通过日臻完善的治理机制抑制其过度分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逻辑的审视与超越

“资社并存”与“资强社弱”的局面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主要样态。因此,当今全球化的本质仍然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资本逐利的本性致使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问题与矛盾迭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问题丛生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着眼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度复杂互动关系,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在价值观还是义利观上都体现了对全球化和人类一体化发展的全新见解和远见卓识,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逻辑主宰下人的全球存在样态的深刻省思,彰显了对资本逻辑支配下全球化现实困境的超越。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和人民利益脱节等现象仍不时出现，这些治理偏差影响了基层效能、政府信誉、人民福祉，因此需要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矫正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方法，即党建引领、德法共治、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等。     

试论全球治理中全球伦理的现实定位及实践路径

全球治理是基于一定伦理共识的全球协调行动,其深入推进日益需要全球伦理。全球社会的共生依存性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推进为全球伦理奠定了基础,但一定要区分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意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全球伦理。从现实维度看,全球治理中的全球伦理在其伦理目标、伦理特性、伦理内涵和伦理过程等要素方面应该更具包容性。从实践路径看,需要在强化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培育责任伦理,在推动全球交流互动中增进对话伦理,更要在解决全球现实问题中逐步形成正义伦理。     

全球治理视野下环境保护与国际投资体制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全球治理的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问题是需要各国共同协作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在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应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与保护东道国公共环境利益之间实现平衡。中国应顺应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趋势,在全球治理体制发生重要变革的背景下,积极参与、推动和引领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制定,实现国际投资体制中国家和投资者权利的平衡。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模糊与地方力量的加强 ,以及经济自由、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 ,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 ,使之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 ,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 ,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 ;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 ,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 ;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 ,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 ,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 ,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论析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现实和全球秩序的变革密切相关.全球治理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颇存争议的概念,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论解读,但它们都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方面.目前,全球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有限领域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国内-国外边疆治理模式以及欧盟"合作性世界秩序"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同样不具有普遍性,在适用范围和解释力上存在各自的局限.     

全球海洋治理：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海洋具有广袤性、流动性、边界模糊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海洋问题具有全球性。全球海洋治理不仅呈现主体多元性、客体多样性、机制复杂性等特点，而且其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多维度性、整体性、自组织性，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加以研究。从地域范围、物理空间、管辖权及领域议题等维度对复杂多样的海洋治理问题梳理与分析，可揭示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局部海洋与整体海洋、国家海洋利益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的关系。实现全球海洋善治，正确处理好人海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才是可行路径。     

大都市治理体系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都市承担着重要的治理创新任务。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面临许多共性问题,如社会分化、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各类公共安全威胁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城市治理体系与西方典型治理体系相比具有结构上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纵向强联系、横向双机制主导、统筹能力较强,中国大都市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可以总结为“编织模型”。面对未来城市的系统进化图景,需要进一步发挥这一模型所蕴含的治理优势,为全球大都市的治理优化探索新路径新方案。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下,传统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不断暴露,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囿于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监管框架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面临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稳固、新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深受内外双重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诸多障碍,中国须夯实国内经济基础、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构建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中国民族问题治理的理论阐释

中国近代以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尤其是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就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应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体制机制,从而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民族问题治理体系。民族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的总体结构中循序而进,并在国家体制构建中形成了应对现实挑战取向的治理,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取向的治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民族问题治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又形成塑造新型民族关系取向的治理,并通过对现行民族关系的调整,打造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民族关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