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售电价格管制模型的理论思考

由于电网经营企业的自然垄断,政府必须对其进行管制以提高其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本文从效率和福利两方面通过对四种定价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拉姆齐定价能在满足企业收支平衡下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分析了拉姆齐定价原则在售电价格管制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结合算例说明拉姆齐定价对于不同用户群之间的差别定价的优越性,并用拉姆齐定价模型对高峰负荷定价和两部制定价进行分析。     

自然垄断定价理论与中国电价激励性规制分析

强自然垄断厂商因为总是处于向右下倾的成本曲线上,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并不适合它们。因而就需要规制者在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进行权衡。基于自然垄断规制定价原理和激励性规制理论的分析对中国的电力定价问题进行了论述,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把激励机制引入到各电力厂商的定价制度中,并建议实现发电、输电、配电环节的业务性分离,建立全国性的“无阻塞”统一电网,实现配电环节的有效竞争。     

电信网络互联定价的经济学分析

在不存在价格规制条件下 ,当运营商非合作确定服务价格与互联价格时 ,由于运营商双边垄断地位造成价格双重加成 ,最终服务价格将超过垄断价格 ;当双方合谋时 ,由于消除了双重加成 ,厂商获取垄断利润。鉴于运营商垄断定价造成市场效率损失 ,要求实施价格规制。在规制定价条件下 ,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政府制定互联价格等于终接成本 ,服务价格等于运营商理解到的边际成本     

价格上限下的高峰负荷电价效率比较研究

电价改革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合理的电价应是电价水平和电价结构的有机结合。对不同价格上限形式下高峰负荷电价效率的比较分析表明,价格上限管制具有财务收支平衡的效应。与绝对价格上限管制相比,相对价格上限管制更具有优越性,在相对价格上限管制条件下制定的高峰负荷电价趋向于拉姆塞价格,能使社会福利尽可能最大化。同时,对于相对价格上限管制来说,无论是采用拉氏物价指数还是帕氏物价指数,管制所起的效率是完全相同的。     

我国核电电价机制的回顾与思考

文章首先回顾了我国核电价格机制,如还本付息定价与合资核电的价格模式;其次,论述了我国当前执行的经营期上网电价方式,阐明了各价格要素在定价中的影响;最后,探讨了核电未来定价模式,包括新模式应遵循的原则,标杆电价及其考虑因素。     

价格上限对市场结构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以往文献在均匀分配假定下探讨价格上限对市场结构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拓展上述假定,在收入分配为右偏态假定下,探讨价格上限能否扩大市场覆盖面、增加消费者剩余、提升社会福利.结果发现,价格上限政策虽能扩大市场覆盖面,但会使整体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下降,造成福利损失,且价格上限政策越严厉,福利损失越大.提高收入分配水平,则能达到既扩大市场覆盖面,又提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目的.     

电力价格水平规制理论文献述评

价格规制是经济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从传统的投资回报率规制到价格上限、收入上限、标尺竞争等激励性规制,电力价格水平规制理论在电力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完善,并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国的电力工业,这些理论也指导着我国电价改革的实践。然而,每种理论各有利弊,特别是无法抛开完全信息的假设,对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能妥善处理,在对相关理论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趋势。     

基于价格竞争的数字平台隐形垄断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互联网平台发展与数字反垄断呈现趋严的态势,而传统规制理论不足以为数字经济反垄断政策提供理论支持,数字平台的规制创新面临严峻的挑战。通过分析平台企业价格竞争行为,重新识别数字经济垄断问题,剖析数字平台隐形垄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1)当平台企业在两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均高于边际成本时,相比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双边市场中竞争性平台企业的价格水平均下降。而当市场间存在交叉补贴时,在受补贴市场中,竞争可能会引起均衡价格上升。(2)垄断性平台企业的市场势力不再满足于勒纳指数的“倒弹性”特征,交叉网络外部性导致双边市场失灵,同时也限制了平台企业运用市场势力进行价格加成的能力。(3)为了达到社会最优价格,政府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或规制政策抵消平台一边的消费者对另一边创造的外部贡献,将交叉网络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弥补消费者进入一个市场的私人动机与社会动机的偏差。(4)平台企业借助买方信息优势,形成对卖方的纵向控制,导致平台隐形垄断。政府需要对平台企业的“买方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激励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尽可能真实地向消费者展示平台厂商的内部信息。     

基于消费者差异的拉姆齐定价

本文从消费者差异的角度考虑电信服务定价,对电信服务定价中拉姆齐定价存在消费者之间不公平涨价问题进行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消费能力不同导致对电信服务的涨价存在承受弹性能力的差异性,引入消费者时间机会成本来均衡消费者之间的差异性,推导出了基于消费者差异的拉姆齐模型,达到消除拉姆齐定价中的不公平涨价现象。同时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法与应用价值。指出了在价格上限管制等电信定价方法中也存在消费者之间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公平定价现象。     

菜单合同在英国配电公司价格上限规制中的应用及启示

在英国配电公司第四次价格审查中,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监管办公室对英国配电企业进行价格规制时所采用的是菜单合同的方法.该方法是基于拉丰的激励规制理论发展形成的,这个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在进行资本支出预测时规制者和受规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更好的对企业进行规制,制定出合理的上限价格.该方法在英国运用的非常成功,对我国电网的规制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电力市场营销的独特性问题研究

电力市场是“电能的生产、输送、分配和消费等几乎在同一瞬间进行和完成”的工业系统和“电能的批发、交易、定价和零售等环节进行快速决策和运营”的交易系统二者的紧密结合。电力的供需实时平衡和不可储存的特性决定了电力产业中的营销活动完全不同于一般商品的营销活动,电力营销具有其独特性。本文提出了电力产业中的营销活动应该结合电力生产、传输和销售等环节的特点进行;分析了峰谷分时电价、可中断电价在电力营销中的独特作用。     

我国电信行业管制中的上限价格理论应用

实施上限管制是电信资费管理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提高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手段。通过梳理上限管制的理论、国外实践、趋势判断与中国电信资费监管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我国电信行业的价格上限管制的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描述了上限管制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历程,并首次对长途电话业务的上限管制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最后提出了我国上限管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电价波动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为探索电价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应用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对中国的电价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行业产出对电价的交叉弹性系数虽然很小,但耗电越多的行业对电价变化的反映越敏感。因此,本文认为,出于抑制高耗能产业膨胀、促进能效提高的目的,可以适当提高电价,但不能对电价的产业结构效应期望过高。同时应采取适当的电价调整方式,以避免电价波动的其他负面影响,促进电力合理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需求拉动下的年份酒高价格成因分析

近年来白酒企业纷纷推出各类年份酒,其价格堪比同类产品的数倍,然而其品质却未能物有所值。为规范年份酒市场,避免消费者福利受到损害,基于经济理论分析了年份酒高价格的本质成因,认为在内外部监管规制缺失的条件下,消费层面的需求拉动是年份酒高价格的根源,进而导致零售层面的逐利竞争,并传导到生产层面的成本压榨。针对年份酒高价格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政府规制引导、市场机制调节为主的对策。     

电力市场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本文通过对电力市场、电价与电力交易模式等电力经济基础概念的分析,指出了现有概念体系的不足,并提出了作者的认识,尤其是对电力市场一般与市场特殊作出详尽分析,力图为构建竞争性的电力市场经济理论奠定微观概念的基础。     

电价上涨对中国物价的影响研究

电力工业属于基础工业,其售电价格的调整对其他产业部门产品价格有较大影响,电价制定不仅要考虑供给侧的成本变动,也应该考虑需求侧的可能反应。本文以我国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采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测算了电价变动对中国物价总体水平和其他各个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电价调整策略。     

我国公共定价管制研究——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

尽管公共定价不涉及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调控,但科学管制公共定价同样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公平以及财政收支规模等重要问题,因此对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公共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输配电价管制为例对我国公共定价管制进行研究,尝试为政府管制放松浪潮背景下我国公共定价管制机制改革提出可行的改革思路、路径及政策建议。     

我国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及定价机制研究

本文系统地阐述并探讨了我国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的变化及定价机制。我国从 1990年开始实施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 90年代初 ,我国的粮食保护价水平高于市场价 ,以后逐步向定购价回归。本文的特点是运用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目前粮食保护价的定价原则和机制。我国制定的粮食收购保护价 ,按照能够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并使农民可以得到适当收益的原则确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定购价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保护价以生产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当市场粮价高于收购保护价时 ,定购价参照市场粮价确定 ;当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时 ,定购价按不低于保护价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