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

（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百苗图》原本编排体例探析

《百苗图》原本为八十二个条目, 因原本已佚,后世传抄诸版本或条目不全, 或编排无序, 从而为研究和利用这一珍贵历史文献造成极大困难。鉴于此,笔者以《黔记》和《苗蛮图册》为依据,对《百苗图》原本编排体例作一初步探析, 发现《百苗图》原本八十二个条目的编排有其一定的规则, 即按民族社会文化系缘关系和称谓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 以此揭示八十二个“族称”之间的族属关系。     

《清史稿·贵州地理志》所载经纬度数据偏差成因分析

《清史稿》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清代历史典籍。该书收载有全国各府、直隶州、直隶厅的治所经纬度数据,这是中国历史典籍编撰中的一大创举。但从《清史稿》“贵州地理志”来看,书中各府、直隶州、直隶厅所引的经纬度数据都有所偏差,通过剖析其呈现偏差、讹误的成因,并加以匡正,希望能对今天的读者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些资料,为“大清史”的正式编撰有所裨益。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时代新青年的颓废叙事——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1927年茅盾被动的由政治工作者的心理身份向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转换后，以《蚀》三部曲宣泄了他的颓废苦闷心理，展示了“时代新青年”的世纪末颓废。《蚀》与欧美式的现代主义颓废派有着显著的差异，属于“现实主义颓废小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蚀》中“时代新青年”的颓废表现在：幻灭虚无的人生体验和疯狂报复的心理机制；歇斯底里的精神气质；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在刺激中略感生存的意味；对时间的恐惧。     

《易传》的名和义在科技、文化与经济中的应用

依据《易传》中的“三易”原则，论述科技、文化与经济中的三个问题：材料学方法论的尝试，我国文化结构初探，“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现象。提出和平发展的当代可遵循的三条处事原则：生态，适中，计算--算计。     

《寻乌调查》与20世纪初的客家社会经济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寻乌调查》集中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重要思想，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由于《寻乌调查》所反映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农村社会，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丰富资料，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周佛海附逆的心路历程——由《周佛海日记》解读

〗《周佛海日记》清晰地折射出周佛海由民族悲观主义者沦为民族投降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在短暂的矛盾冲突后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茫茫不归路；虽得到权力地位带来的一时的满足和陶醉，但更多的是对“和运”的灰心丧气和悲观失望；自知死路一条，只能自我麻醉、欺骗。透过周氏附逆的心路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说，汉奸是丑恶、自私的，认贼作父是自我心理的折磨与煎熬，是自作自受。     

回到空间本身——论海德格尔的空间观念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空间须由此在的空间性来说明，而此在的空间性源出于此在的时间性。时间性被看作是本真操心的意义并为空间性奠基,似乎空间、空间性不如时间、时间性那么“源始”。但海德格尔却同时又向我们指出，说空间性基于时间性或时间性较空间性具有优先地位,仅在对此在时间性结构的准备性分析工作中暂先有意义,以后仍要将两者的关系明确“平等化”。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空间问题逐渐从侧重于对此在日常生存论层面的空间性研究过渡到对空间存在本身的研究,这种过渡自然使得空间与时间在作为领会存在意义的视域这一层面上“对等”起来, 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甚至直接将这种视域称为“时间-空间”,认为只有在这种源始的时间-空间的敞开状态中,物与此在本身的存在、“本有”才能得以显现。     

神性?人性?兽性——对《萨勒姆的女巫》中 “谬论”的解读

超越狭隘的现实功利性的理解，将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放在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中加以考察发现，该剧紧扣由原始思维逻辑所形成的“谬论”展开戏剧冲突，展现了萨勒姆镇荒谬地赋予一群无知无畏的小女孩命名的特权，将“谬论”当作法律审判惩罚无辜平民，从而深刻揭示出人类自身思维的局限性和由此而导致的人性堕落与良知犹在之间的冲突，警示人们拔除心中的魔障，从神性和兽性的诱惑中走出来，在人性的回归中提升生命的层次，锻造人的生命意志。     

《三国演义》战争叙述中的“资财”要素及其功能

《三国演义》虽然没有把经济问题放到突出的地位，但却能始终把所要争战的资财当作战争叙述的基本要素之一。首先，作者在叙述某一方英雄豪杰“起事”时，大致都先叙述其接受一定数量的资助或抢占部分财产，以充当战争叙述过程中聚财、用财的铺垫。其次，作者常常通过叙述人物对资财的态度以及资财对人物的影响，来关联战争过程，使得情节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再次，在战争叙述的有机构成中，粮草、国宝、地盘等财产还充当了不可多得的结构间架，为编织错综复杂的故事、纽结波澜壮阔的情节服务。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改革路径探析——以《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统一司法见解制度”为视角

近年来，对我国司法解释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在法学界日渐高涨，但一直没能在实践中有所突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中的统一司法见解制度融合了两大法系在适用法律方面的制度优势。它专门为统一法官对法律的不同解释而设立，在功能上与司法解释类似；又由于该制度根植于个案之中，对我国目前“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现象有很好的遏制作用；且该制度符合我国目前的制度构架和司法技艺：值得我国在司法解释制度改革中予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