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试解《招魂》之谜

一、关于作者的考辨在《楚辞》里,《招魂》是一个难解的谜。首先,《招魂》的作者即有屈原或者宋玉两说。太史公说是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赞》):王逸说是宋玉(《楚辞章句》)。后人或屈或宋,争讼近两千年,尚难遽定。其次,《招魂》系招谁人的魂和生招、死招等问题,说法不一。或云屈原招陷秦的楚怀王之生魂(如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或云系屈原自招生魂(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或言宋玉为屈原招致生魂(王逸等);或说宋玉为某一楚王招魂(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卷一);或谓宋玉“模拟巫覡所唱的歌词”而作不一定有招魂的具体对象(陆侃如、     

《招魂》辩正

<正> 《招魂》的作者、对象、写作年代,自汉朝以来竞相争论,未得统一。笔者想从以上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招魂与招生人魂,招生人魂源变等五个方面,试成辩正,以求教于专家。一、《招魂》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其”是代词,指屈原,“志”应当是爱国主义精神。从《列传》这一总结性的言论,说明《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屈赋二十五篇,这里仅列举四篇,可见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及其影响

《楚辞》的浪漫主义,以《离骚》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奇美的想象”;以《招魂》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险怪的想象”。“奇美的想象”和“险怪的想象”是《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风格加以考察,找出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演化轨迹,以便更好地评价楚辞的贡献和影响。一在《楚辞》中,奇美的想象首先创造了屈原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楚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最终使楚国统一中国。为此,他在服饰、行为、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奇美”二字,以培养自己实现“美政”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修能”。比如:     

《招魂》、《大招》题义新说——兼论大、小“招魂”说之非

今传本《楚辞》以东汉初王逸《楚辞章句》为最古老。此本内收有《招魂》(题宋玉作)和《大招》(题屈原或景差作)两篇。对这两篇题义的解释,有不少望文生训者。其中以(宋)孙志祖《读书脞录》的诂解最有代表性,至今犹有影响,实非。 孙志祖本之于张载《魏都赋·注》,谓太史公于《史记·屈原列传赞》所言的《招魂》,即《大招》;由于宋玉又有《招魂》     

《悲回风》作者辨

<正> 《悲回风》是屈原《九章》中一篇独具特色的作品。但关于这篇作品,自南末以来就有某些楚辞研究者认为它是伪作或可疑之作。不少楚辞选本就是因为此篇作者有异议而不选它。因此,弄清《悲回风》的作者问题,是楚辞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南宋魏了翁在《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卷二中说:“子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三闾同姓     

再谈刘勰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

<正>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写作的基本原则,在《序志》篇里刘勰有概括的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辨骚》篇与代表了他基本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章同列入“文之枢纽”,而不是把它放入后而的文体论中,足见他对这一篇的重视。刘勰为什么对这一篇特别重视呢?因为在《辨骚》篇中,他通过对屈原及其作品以及整个《楚辞》的评价,表露了他的一个文学的基本观点——就是对《楚辞》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态度。     

王船山《九昭》试论

<正> 《九昭》是王船山晚年的重要诗作,收在他1635年完成的《楚辞通释》卷末.王船山之所以写这首诗,诗前小序有所说明:“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爱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明白地说,就是他在通释楚辞的过程中,有感于自己事南明桂王的一段经历和心志与屈原有类似之处,于是仿效屈赋作此篇。诗篇采取代屈原自白的方式,又于诗句后自加诠释,都是为了便于借屈原写他自己.撰写这种“仿骚体”的诗,早有先例。稍后     

《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九章·悲回风》创作时间之我见

<正> 《悲回风》的创作时间,朱熹断为“临绝之音”。他在其所著《楚辞集注》《九章》前的一段小序中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致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己。”又在其《楚辞辩证》中补充说:“屈子初放,犹未尝有奋然自绝之意,故《九歌》、     

《惜诵》等篇“乱辞”考辨

许学夷《诗源辨体》及近世一些人认为《九章》中《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之一是这四篇都无“乱辞”。我认为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现考辨之。《楚辞》中的“乱曰”,即《荀子·赋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论《招魂》非屈子之作

<正> 《招魂》的作者和写讫时间,自古及今,共有四种解说:1、宋玉招屈原;2、屈原招楚怀王;3、屈原自招;4、《招魂》原文即是《国殇》(和《礼魂》),今本《招魂》是汉代辞赋家的赝作。本心而论,当以二、三说最为悖理,而第四说则颇能切中肯綮。但蹊跷的是,风靡现今楚辞学界的却是第二说,而不是第四说。个中原因,固与倡言第四说者未脱传统的注疏家篱樊,论证支离零碎,在微观上扭于篇目编次等枝节问题,在宏观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招魂》新解

关于《招魂》的作者,历来说法纷纭,笔者从文献数据、文本细读、文体接壤以及作家因素的梳理考据,得出现代文献中可见的《招魂》一文,系出自宋玉之手,乃模仿屈原之文的产物,为招楚襄王之魂,并带讽谏意味。另一方面,宋玉的《招魂》是楚之浪漫精神消歇的表征,启示了楚辞向汉赋的转向。     

论《招隐士》为招刘安生魂之作

论《招隐士》为招刘安生魂之作张德育《招隐士》将早见於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人仿屈、宋体所创制《楚辞》中较好的一篇．梁刘辎在《文心雕龙·辩骚》中曾把《招隐土》与《招魂》并举，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说：“《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主要从艺术特色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