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0-190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清政府脆弱的抗灾能力与清末十年江苏抢米风潮

清末十年间,江苏频发的自然灾害打断了灾区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进程,又由于清政府不具备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社会更加动荡,人心惶恐,群体心理失常。清末江苏农民反饥饿抢米风潮的形成是自然灾害频仍与清政府无力组织防灾抗灾双重因素导致的。     

1940年成都"抢米"由民变转化为政治事件的考察

1940年3月14日,在抗战大后方成都发生"抢米"事件.此事件之所以震惊一时,是因为国共两党都将事件定性为对方策划制造的政治事件.60多年过去了,今天对此事件作理性考察,其实事件本身是一场因天灾而致粮食减产、因抗战而至入川人口暴增、政府征粮过重,更严重的是巨额游资的囤积居奇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激起的自发性民变.这场民变却由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由于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限制共党之发展"的基本方针所在,国民党方面认定此事件系共产党煽动,并借此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由此引发中共激烈反弹,认定此事件纯系国民党特务蓄谋策划制造以嫁祸.于是,一场本为自发性的民变事件转化为国共摩擦的政治事件.但国共均能把摩擦控制在两党合作不遭破裂的限度内,反映了国共对民族利益的共同体认.     

灾荒与民变:略论道光十七年山东潍县马刚天柱教叛乱

道光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就在清政府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在山东潍县爆发了一次因灾荒而引起的武装暴动,这次民变以宗教为旗帜,不但攻破县城,而且劫狱杀官,对清朝最高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表面看此次民变是因灾荒而诱导的,实质是清中叶后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与恶化的结果,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逐渐失控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城市民变的比较审视——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下层社会群体时常失效从而诱发城市民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对比表明,摊贩集体行动的爆发是政府管理摊贩失效与异化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争方式、步骤、目标呈现出一般性展演规律和大众心态,也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局部变异。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摊贩集体行动影响了市政公权与下层民众间的关系态势,但并未根本改变摊贩的生存状态。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使市政当局时常置市容整顿于小民生计以优先的位置。政府立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对立,注定了风潮后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城市民变成为社会动荡与统治危机的预演。     

阴谋、误判、解读: 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

1940年3月14日成都出现饥民抢米事件,之后旋即发生了一次反共摩擦。在国共双方的叙述中,抢米风潮均系对方蓄意发动的敌对行动。事件真相是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唐毅等人阴谋伪造证据,炮制了中共川康特委组织饥民抢米暴动的谎言。国民党四川当局负责人贺国光面临阴晴不定的国共关系,身处波谲云诡的川康政局,在特殊的心态之下产生误判,针对中共川康特委发动了抓捕。持续半月的反共摩擦一度愈演愈烈,后因戴笠觉察真相并报告蒋介石后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使四川地下党越发相信抢米风潮是国民党特务化装抢米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基于此种认识中共也逐渐形成了关于抢米风潮的解读。这次反共摩擦虽没有对当时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却为理解战时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由雍正洞庭抢米案看官府河盗治理的制度困境

清代洞庭湖等水域频繁出现河盗猖獗现象，清政府亦多有治理河盗的制度，但治理效果有时显著，有时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显示制度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制度本身往往亦多互相冲突之处，均抑制了治理效果。实际表现为应对突发性盗案的高效严密与日常防御的疏漏百出；地方治效与否取决于官吏的个人能力和品质；弭盗举措经常是兴一政则生一弊；在弭盗上存在地域协调、文武协作难题等。     

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以19、20世纪之交的直隶为中心

灾荒、社会变迁过程中孕育大量流民 ,为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主要依靠力量。流民大军是一支盲动的巨大力量 ,在饥饿机制的驱使下 ,他们大量投身义和拳 (团 ) ,也为这场运动增添了许多“盲动”色彩。     

移民与灾荒、战乱后的西北商路之区域经济发展——以近代西北灾荒和荒政实践为中心（上）

移民,尤其是灾荒和战乱后的移民,对近代西北商路经济带乃至整个西北之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于此非常条件之下,它们表现为以劳动力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依随商路聚集或流动。尤在抗战军兴时,此种流动所导致技术、资本聚集,加速了西北商路现代产业聚集区的形成。这对西北区域经济发展有显见促进作用。它揭示出：灾荒、战乱作为非常态因素对生产要素流动及其功能发挥之外部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即便如此,其生产要素仍依随商路经济带之聚集或流动更说明,商路经济带是西北区域经济发展之具体支撑所在。     

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荒多发的区域,有关灾害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久远,晚清也不例外。举凡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极为严重。造成晚清淮河流域灾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诸多社会因素,如政府的腐败和人口增加的过快等。研究灾荒史不仅对掌握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也很有意义。     

机器人发展引发的未来的思考——基于物转向、生态中心主义、道义论的解析

纵观整个机器人发展的历史,由机器到示教机器人再到智能机器人,由工业机器人到农业机器人再到第三产业机器人,由初级、单一化、单领域到高级、多元化、多领域,根据其演变规律,可以进一步设想由无伦理、无道德、无责任到有伦理、有道德、有责任的机器人的演进,寻找升华机器人伦理的“奇点”.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奇点不断临近,之前设想的机器人是否具有道德,人类是否允许机器人具有道德、机器人伦理与人类伦理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愈发显得重要.基于这一思考,机器人具有伦理是否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等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律政先锋 永担道义——记江苏刘万福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刘万福

金秋十月,夹着桂花香味的和煦阳光,洒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暖暖的感党。在六朝古都南京,稍微对律师这个行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听说过刘万福这个名字：而在江苏律师界,更是无人不晓他的大名。从业20年来,刘万福用扎实的功底、丰厚的业绩,以及律政先锋的襟怀和修养树立起一个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天职,以奉献社会为己任的优秀律师形象。     

“旋转飞升的陀螺”——《长沙白茉莉》的摩登、欲望与革命叙事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长篇小说《长沙白茉莉》再现了“大革命”失败至1930年间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多重面相。在重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与都会传奇上,消费型的物质文化、“颓加荡”的欲望风习及对“青帮”形象的塑造等开拓了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在对一代怀揣“上海梦”的青年的情爱体验传达上,上海摩登欲望视野下的各式女性挑战传统男女情爱伦理关系,呼应享乐主义性观念的变革等,传达了身陷欲望“围城”的一代青年的人生困境;主人公赵克明历经考验最终拒绝上海摩登而选择革命,以此作为一般意志不坚的革命青年遭遇上海摩登的声光化电之后的超克之道的叙写法极有深意。黄仁宇的历史想象丰富并大大拓展了现代时期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     

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