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措施

三国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关系复杂，许多人不惜采用恐怖手段如刺杀、绑架来打击对手，威慑诸侯。政治家们针锋相对，制订了一系列反恐措施，以打击恐怖行为，维护统治区的社会安定。     

曹魏时期的文化典籍整理

曹魏治国,文武并举.在加强政治建设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建设.曹氏父子不仅倡导文学创作,开创了彬彬之盛的邺下文学繁荣局面,而且通过文化典籍的结集与编纂,强化文化积累与构建,曹操注兵书并作序:曹丕编纂七子文集,主持编辑我国第一部大型类书《皇览》;曹魏哲学经典注释成就显著,曹魏开我国文化史上由政府主持文化典籍整理之先.与文学创作互动给力,共同构筑曹魏文化的辉煌.     

曹魏时期邺城园林文化研究

邺文化始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其历史传承大致分为春秋战国时期、曹魏时期、十六国时期和隋唐以后等阶段。作为邺文化的鼎盛时期,曹魏时期邺城的城市园林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精美、环境之优雅,在我国园林建设史上有开创性意义。邺城建设中首次出现了中轴线对称布局和路网丁字交会的格局。当时的园林建筑高大雄伟、主题明确、特质清晰,特别是首创园林和军事防御工事一体的建筑模式、大规模大面积人造山水景观、独特的装饰风格和引入佛教思想,对后世园林文化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

魏晋禅代,司马氏霸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及府僚、机构建制、运作方式作了探讨,研究表明其霸府机构设置有三个特点:一是职主禁卫的中卫将军及骁骑将军的设置,二是参战的设立,三是霸府诸曹十分完备。其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朝官的幕僚化、霸府僚佐的官与职之间权限界定上保持着相当的含混性两个方面。     

浮华交会与曹魏政治

浮华交会是东汉末以来存在于士大夫中的一种特别的社会政治现象.曹魏历代君主对浮华交会之徒采取严厉打击,对浮华交会活动坚决取缔,但并没有阻止其存在,其一直伴随曹魏政治相始终.其是曹魏所实施的官吏选拔制度的必然结果.     

青徐兖籍官吏与曹魏政治

曹魏时期青徐兖地域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地理单元,出自这一地域的青徐兖籍官吏是曹魏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影响着曹魏国内政局。一方面,他们在曹魏立国、魏吴战争以及平定国内叛乱中均功绩赫赫;另一方面,以唐咨为首的利城兵变和诸葛诞叛乱致使曹魏政局跌宕起伏。     

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演变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曹操执政时期,其权力合法性存在很大的危机,执政者加强控制,士人不得不在观念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魏文帝、明帝时代,权力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政权内部集团的势力相对平衡,总体上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司马氏专权时期,其僭越的权力形态寓含着合法性危机,使其加紧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玄学的思想活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魏晋玄学至此告一段落。     

王弼玄学理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正始年间 ,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斗争 ,双方极力争取学术精英的支持。王弼精心审时度势 ,采取了拥戴司马氏的立场。他致力于融会儒家与道家学说 ,与司马氏集团保持哲学、政治思想上的一致 ,并以学术论争的方式疏离曹爽一派。他在《老子注》、《老子指略》中提出“崇本息末”的思想 ,具有批判曹魏政治弊端的性质 ;在《周易注》中阐发《乾卦》的内涵 ,着眼于为司马氏拟订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倾向看 ,他是司马氏集团在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曹魏的财政管理在建安时期以非专职化管理为主要特点,曹操自己控制着财政决策权,中央没有设置专职的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这种专职化管理的范围有限,且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从财政制度建设上看,是对汉制的倒退。曹魏代汉之后,对财政管理进行专职化变革,主要是财政政务归尚书台,创设度支尚书主管军费,加强大司农、少府的专职管理职能,最终取消兼具财政与民政管理职责的典农官。财政管理由非专职化趋于专职化,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曹魏教育、选才与政权关系研究

曹魏教育与选才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一方面曹魏教育为选才提供基础,即培养贵族子弟与政治人才;另一方面曹魏的人才选拔制度与教育本质有矛盾之处,导致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选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曹魏的教育。虽然当时的选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家固有教育系统的依赖,有利于各个层次、各个专业的人才的入仕,但是缺乏系统延续的教育的人才天然的存在着知识与人格上的短板,从而导致材有才无德的结果,这对社会整体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最终危及政权。     

"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至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曹魏集团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差异探微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原地区生灵涂炭,中原地区土地大量荒废,为了补充人口和增加兵源,曹魏集团顺应并加强了已有的少数民族内迁活动,但对各个少数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虽如此,其政策核心却是一致的——尽可能地使各民族为我所用,同时严防各民族势力壮大。     

汉代“劫质”行为与未成年受害者

汉代“劫质”行为是军事政治争斗的手段,也构成了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劫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是常见的情形.研究当时未成年人生活,应当对于“劫质”现象中的相关情节予以关注.有人“劫执”桥玄少子以“求货”,桥玄以强硬态度拒绝,并力促攻击犯罪者,致使其子被杀.桥玄又建议朝廷“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据说因此降低了“劫质”发案率.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反映了面对“劫质”犯罪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处置方式,可以看作社会史和司法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而未成年人在法律和亲情复杂纠结时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命权利在作案者和办案者双方都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其生死在历史记忆中往往缺失的情形,都值得人们深思.     

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历史地存在于曹魏政治这个语境中 ,与它关系至深。具体而言 ,则《典论·论文》表现的以才情衡人论文的新标准与曹魏政治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互为表里 ,其批评“文人相轻”又与曹魏政治中的打击“阿党比周”相呼应。两汉德治主义与两汉文评的道德评价同曹魏能治主义与此期文评标准审美化 ,形成鲜明对照 ,又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再者 ,曹丕的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纽结 ,亦使这一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现实的     

论曹魏集团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与方式

东汉末的战争环境为人们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步实现了角色君主化的转变.在其麾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利益集团,最终导致了汉魏更替.     

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社会心理分析

明清时期 ,民间宗教异常活跃 ,其原因在于苦难的社会现实和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乡土民众在教门内满足了多层次的心理需求 ,尤为重要的是 ,“入教避劫”成为他们化解身心压力的一种方式。于是利益相近 ,认知相当的人便以“扮演教首角色”的人为核心 ,形成一个信仰共同体 ,将“真空家乡 ,无生老母”作为共同的信仰。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是对“颠倒了的世界”的反应。     

略论北朝时期的抗灾措施

北朝时期国家政府的抗灾措施主要包括务实性措施和务虚性措施两个部分。务实性措施包括捕蝗、排涝抗洪、遣医送药,务虚性措施主要体现在祭祀消灾活动上。务实性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经济损失并相对减轻了灾民的痛苦;而祭祀消灾活动虽然是一种愚昧的迷信行为,但对于笼络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作用。总结北朝时期的抗灾措施,有助于为现代救灾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秦汉时期粮价波动与国家调控措施

秦汉时期粮价波动频繁,上下浮动幅度较大,波动时期远远超过稳定时期,尤其秦汉之交、两汉之际、东汉末年是粮价暴涨时期。影响粮价波动的因素比较多,主要是天灾人祸、税收财政政策、币制不稳定、商人不法经营等因素。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粮价的积极措施,对于平抑粮价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