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五代时期南方九国的保境安民政策

五代时期的社会局势,大致是北方长期战乱频繁,南方则较长治久安。这是南方九国推行保境安民政策的结果。持续的战乱使社会满目疮痍,统治者需要医治战争的创伤,割据统治者需要巩固既得权位,儒士们的积极倡导等,是南方九国推行保境安民政策的原因。南方割据政权推行的保境安民政策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南方各国推行的保境安民政策,使战争减少,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文化也取得一定成就,为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探析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有三种: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传播儒学;少数民族统治者学习和推广儒学;边塞儒臣和少数民族儒士对儒学的传播弘扬。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     

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秦末汉初儒士之精神趋向

秦末大乱,部分儒士以群体形式坚守＂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个别儒士则随时知变。汉初天下一统,儒士主体自觉意识增强,于思想、精神和政治实体等诸多层面提升儒学的文化理性和社会实践功用,使儒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汉初儒士政治存在意识的强化,彰显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向。     

耶律楚材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

耶律楚材是蒙元之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一生致力于促进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主张以儒治国,革除旧法之弊端,为蒙元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赋税制度;建立＂王户丝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和驿站制度和＂任用文臣的常制＂;废除＂屠城＂旧制。耶律楚材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大力倡导儒学,极力向蒙古统治者推荐儒士,保护众多的人才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使武力极盛的蒙古帝国大收文治之效。可以说耶律楚材是蒙元帝国封建制的伟大设计师,也是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杰出舵手。     

略论初唐的儒学

从儒学发展的角度,运用综合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初唐儒学的特点,认为唐初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儒学的推行具有全方位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与后来宋代儒学的比较来看,唐代儒学还具有不够精微、对思想控制尚不够严密的特点。因此,研究唐代儒学,既要看到唐代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又要看到儒学发展的时代性特点。     

武夫跋扈与儒士投机分析——五代十国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文章主要讨论五代十国武夫和儒士的行为及心理底蕴,旨在为文学思想研究提供背景。这一时代的武夫是跋扈的,而儒士是投机的。通过新旧《五代史》为材料,剖析了后梁皇帝朱温及其他皇帝和国主的跋扈行为与心理底蕴;也以杜荀鹤桑维翰冯道等为例,揭示了儒士的投机行为与心理底蕴。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王朝短命、武夫小视儒士与儒学本身的变化。     

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研究

儒家为己之学是修身之学,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省又是修身之本,故自省可谓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奠定了儒家自省学说的基础,孔子及孔门“七十子”、孟子、荀子都有具体的自省思想,孔子的“内自省”“自讼”,孟子的“自反”“反求诸己”,荀子的“参省乎己”是儒家自省思想的经典表达,在省过、为学、进德等重要方面初步建立了儒家自省学说体系,成为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自省意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先秦儒家自省意识虽然朴素,尚不系统,但在整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觉性、乐感性、人文性的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自省意识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是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它开启了儒家自省传统,为推进当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唤醒当代自省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唐·五代时期福建书院述略

一向被视为一块蛮荒之地、化外之境的福建,到宋代出现理学巅峰——闽学,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而这种跳跃的却是之前福建儒学家们努力积淀的结果。本文通过唐五代时期福建各地书院的考察及其特征的论述,展示当时闽地儒学家们的风采和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兼论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哲学史的分殊

学术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学术史是直面已存有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宗教家、经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中国学术史分六期:先秦学术原创期,秦汉经学奠基期,魏晋玄学会通期,隋唐儒佛道融突期,宋明理学造极期,清代考据延续期。中国学术是中国的学术,应该"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学术具有整体性、时代性、超越性、真实性、和合性等特性。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

先秦儒学既已蕴含"孔颜乐处"的思想,然其后儒学内部并未深入讨论,周敦颐以其独特的理论探讨和为人风格,使得此一问题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和重要特征。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探讨涉及所乐何处、为何而乐、如何能乐等问题;而其理论来源不仅直接与儒家相关,且与佛道两家也有一定关系;其对宋明理学及理学家的精神追求、生活境界都有很大影响。     

汉魏六朝道教的孝道

汉魏六朝时期道教的孝道问题是一个受到儒、道、释三教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道教的孝道充分吸收了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使孝成为道教的基本宗教伦理规范。同时,道教孝道也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为六朝以后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孝道的贯彻方式上,道教通过强调“孝”的必要性,在仙道中注入了“德”的内容,改变了纯粹修道成仙的个人利己倾向;在孝道的内容上,道教孝道只是在整体上认同儒家孝道,当某些具体细节与道教的宗教追求出现矛盾时,道教开始区分教内外孝道伦理义务之别。道教的孝道伦理还是一种在整体思维模式下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为科学的生态型伦理。     

宋元时期绍兴地区文人群体的教育活动

宋元时期,绍兴地区文化发达,文人群体活跃。他们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地方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绍兴教育的兴盛与发展,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群体价值观念的新趋向。     

《刘子》论“权”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是儒道兼宗的著作。该书《明权》篇阐述了"反经合道"说,权变"反归"说,权变"道理"说,权变"大义"说和权变"贤哲"说。《刘子》权说承袭的是汉儒解经传统,而与宋儒朱熹大异其趣。     

晚唐五代儒学颓势与文学审美转向

晚唐五代儒学基本上处于凋敝状态,此期已无振兴儒学的关键人物,只有皮日休等少数几人略微可观。他们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企图接续中唐文学运动余威,亦无助于扭转儒家道德诗学的颓势进程;相反,他们理论和实践判然有别,文道背离,逸出儒家伦常之外,沦入虚假与庸俗化境地。在毒手尊拳的时代景观里,此期的文学精神已由昂扬勃发退缩到个体一己之情感世界,反道缘情和骈俪艳美渐成主流美学取向,文学旨趣离儒家道德诗学观念渐行渐远,文学的审美转向势不可遏,因此他们的明道和诗教思想都已失去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