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 ,也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学思想源于北宋周、程有关文艺的看法 ,但又受家学师承的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 ,除了以抒写自我情怀为主外 ,还有忧国忧民的感愤之作 ,以及自适自持的酬唱 ,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     

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与清初诗坛其他“宗唐”者专意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风不同,赵执信宗法唐之诗歌精神。在“宗唐”旗帜下,他力图包容诸端、“兼擅并美”。考察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思想大致相符,即多种风格均擅,阳刚之美虽为主流,但并不偏废其余风格     

臧克家的生活诗学及其诗歌创作

时下,臧克家的诗学理论研究有所忽略.但其生活诗学理论,蕴含着臧克家对生活本真、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生活与诗歌之间艺术关系的体验与理解,包括创作论、美学论和诗歌评价等.生活诗学不仅显示出对诗歌创作本身及诗歌理论把握的准确性与学理性,尤其是在数字化媒介时代,更能昭示当代文学创作中生活本体的贫乏与缺席、文学创作的异变与症候,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参照与标榜、文学反思的立场和准则.     

毛泽东评点朱熹

婺源茶院朱氏第九世孙朱熹(1130-1200)，不仅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理学之集大成者，而且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彼所完成之理学，操纵我国哲学、教育、礼制等凡七百年；支配日、朝之文化，亦数百载。”对于朱熹，毛泽东早在长沙求学时，就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对他的理学思想也相当钦服。     

朱熹理学的科学精神再探

朱熹理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它上承《大学》格物致知的尊知传统而下启近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独立人格,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利于科学成长的内在因素。     

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亦是著名文学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百年来学界对朱熹理学与其文学每一类别及文学著述的关系基本都有研究,并且不乏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着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有所不足,因而缺乏从总体上打通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深刻见解。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和范围,从整个中国学术文、史、哲贯通联系的视域出发,结合时代与历史的发展来系统研究、深入探讨朱熹理学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意义,以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王士祯初登诗坛心态与诗学观念

当明清易代之后 ,文人心态普遍复杂化 ,王士祯生于官宦之家 ,典型体现了那一时代文人的复杂心态。他既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以实现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 ,又对参加清廷科举考试存有一种明显的抵触情绪。在这样的心态下 ,王士祯创作了大量哀怨凄凉的作品。在诗学观念上 ,王士祯提出了典、远、谐、则的主张 ,表现了对低沉哀婉的创作情调的适应 ,带有浓厚的格调论色彩。同时 ,其时距易代已有十几年 ,遗民心中的反清情绪渐趋淡泊 ,诗风亦趋向“温柔敦厚”。因此可以认为 ,王士祯的诗学观念乃是一种既源自古典诗歌美学又顺应时代文学思潮的理论主张     

钱谦益在清初诗学观念的新变

身兼东林党魁与文坛盟主于一身的钱谦益在入清后,政治上蒙受着贰臣的耻辱,在立德、立功未就的情况下,寻求立言以求得道德上的自赎。政治上的失意,促成了其诗学观念的新变,即＂言为事功＂、＂诗以存史＂、＂以史证诗＂、＂出入宋元＂,分别通过《投笔集》、《列朝诗集小传》、《钱注杜诗》、《有学集》等体现出来,彰显了其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     

丘逢甲诗歌创作中的中外事故与西学关怀

丘逢甲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以诗歌反映时代风云。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将中国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组织义军进行抵抗,并在台湾建立了短暂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内渡之后,丘逢甲定居于祖籍广东镇平县,以主要的精力兴办新式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丘逢甲的诗学,有两个焦点:一是中外事故,这构成了他的诗歌创作之主题;一是西学关怀,这构成了他的诗歌创作之底蕴。二者交映生辉,使他的诗歌显出别样的光彩。     

朱熹理学与传统文化资源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被奉为神圣教条。要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发展变革中得以保存和流传,就要不断发掘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学之所以是一种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就在于它重视家庭伦理关系、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富有科学理性精神、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     

朱熹童蒙文献的理学传播意义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结撰的数篇童蒙文献,在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与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编撰是程朱理学体系文本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了理学的规范读本,摆脱了理学家思想言论散见于书信、语录、文集之弊,十分方便人们对理学的学习,有效地发挥了理学传播的功能。朱熹的童蒙文献化繁难的理学思辨为简明的诗句,将深奥的理学内容分解为朗朗上口的诗句形式教育学生,增强了记忆性和流传性。作为理学启蒙读本,朱熹的童蒙文献不惟适合儿童,而且适合于各种年龄层次文化水平低的广大民众,加强了其理学传播的广泛性。朱熹的童蒙读本理学色彩浓郁,对儿童成长熏陶甚著,加重了其理学传播的深刻性。朱熹童蒙文献对宋代及后世理学类童蒙读本的撰修影响颇大,增强了其理学传播的深远性。     

论"永明体"诗学观念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永明体"的诗学观念对当时及身后文学理论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择其要者,从当时钟嵘对它的批判、刘勰对它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它对唐诗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永明体"在中国古典诗歌从古体向唐人成熟近体律诗过渡过程中,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影响,以突出"永明体"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     

论朱熹文学家身份的历史性消解

朱熹研究是当代学术的重要课题,然而学界对朱熹的文学成就却缺少注意。其主要原因是朱熹作为理学家的巨大名声掩盖了其文学家的身份,他对后代文学的负面影响更使后人误认为他对文学取拒斥的态度,于是朱熹的文学家身份被历史性地消解了。本文认为只有当我们摆脱了这种历史性消解之后,朱熹的文学史意义才能得到较为完整的认识。     

从对立走向融会——论南宋中后期理学诗学观念的嬗变

南宋中后期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理学与文学关系经过不断调整而渐趋融合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学官学地位的凝定,北宋所呈现的"文学家不讲所谓心性之学,理学家多不工文"的激烈对抗模式,逐渐演化为南宋"学问固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为末技"的较为通脱的文学观念。南宋后期理学和文学的融合成为一种大势所趋,而这一融合,一方面体现为理学因自身已经掌握话语权而主动有选择性地吸收对自己有用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家为了自身的生存空间而被迫改变诗学观念以适应现实。无论主动或被动,文学观念嬗变的结果客观上都对宋季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朱熹与法律教育

朱熹博大的思想体系蕴涵了极为丰富的法律思想。科举中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其他学者的影响,使朱熹认识到“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法律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的法律教育内容具有鲜明的层次性,针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内容,大致分四个层次:君主的正心修身、臣的法律运用、民的道德教化和子弟伦理教育。同时朱熹提出了通过政府以法晓谕、社会法律教育、学校法律教育、家庭法律教育、刑罚法律示范等法律教育的形式来实现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