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

本文试图在一个新增长理论框架下解释一国发生经济增长的因素,对技术进步进行独立计量的方法及实证研究进行介绍,从国际贸易、技术外溢角度总结出经济增长的部分特点.     

技术进步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贡献实证分析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广义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利用索罗余值法,对天津市1990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的技术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得出资本仍是天津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贡献不足的结论。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中,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加速的。而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是稳定的。如何把不规则的技术变动与统计上稳定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成为增长理论要解决的一道难题。本文在批判用中性技术进步解释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一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这一难题求解。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技术与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的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之一。关于技术进步的主要理论和内容既包括马克思的技术发展理论也包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曼斯菲尔德的技术创新的扩散理论等。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有必要明确单个企业或部门的技术进步是怎样传导至整个经济中去的 ,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机理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贡献如何量度、测定     

技术进步、结构变革与经济增长——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框架

本文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互动的角度 ,采取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 ,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即在发生技术革命时 ,新技术将会引起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革 ,从而失业率增加 ,增长率下降。这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构效应。本文认为 ,只有加快教育体系的改造 ,才会减小结构变革带来的阵痛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因子分离测算研究

目前,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定量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一问题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福建为例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因子的贡献做了测算,说明技术进步因子分离和测算方法的应用,明确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要素贡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不仅要加大技术进步的投入,而且要重视技术进步的实际利用率。     

基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研究

人力资本、R&D与经济增长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流动所决定的内生技术经济增长机制将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实证检验,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我国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此外,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高级人才多集中于外资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分配结构上出现两极分化,而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根据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和未来趋势的分析和判断,必须从提高教育水平、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科研投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加强政策导向,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重庆市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其内在机制在于不断的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的多重效应。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同时会伴随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一旦还原为市场化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它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另一种视角

为了打开“索洛黑箱”,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统一起来,本文构造了一个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进行了解释。     

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与技术选择——中国的工业化和可持续增长探讨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分别强调了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变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理论和史实的探讨,进一步明确:技术进步不仅是一元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同时也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因而起着最为根本的作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选择对于劳动力的再配置则至关重要。在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必须注重劳动偏向型的技术选择,而借助政府作用大力提升各层次的人力资本以促进技术与劳动要素的匹配,是实现技术变迁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     

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要素的“黏合剂”,对转型期发展中大国而言,制度变迁更加复杂,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等特征.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内在逻辑性与辩证关系,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并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转型阶段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一种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解析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技术进步及其贡献——基于结构方程的测算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或者很少依赖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只是凭借资本的投入而取得现在的成就,那么,中国现阶段应该处于边际报酬递减之痛,与国民经济水平长期高速增长的现实矛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三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7.1%、53.8%、43.6%,技术进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是十分重要的.     

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使得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为进一步考察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并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一方面考察绿色金融的合理规模和政策干预的合理边界,另一方面验证绿色金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认为,银行更看重厂商抵押品和现有产出水平的贷款评估模式会造成对环保厂商技术进步潜能的忽视和信贷资源的错配,为解决错配问题的政府干预存在政策锚不明确的问题,所以有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的可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支持技术进步在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绿色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理论上存在绿色金融规模的最优值,而该最优值约为36.03%。虽然大多数省份和全国水平仍低于最优值,但存在部分省份超出的情况,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已应给予关注。     

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关于国家规模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现有的国家规模理论,都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论证国家规模的成因,但关于这一规模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以及规模扩张的极限是什么都没有深述。决定国家常规(而非特殊时期)的可持续性最优规模的因素,最基本的仍然是经济绩效。只有长期保持较高经济绩效的国家规模,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本文通过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论证了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规模优势,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国家规模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黄宗羲定律”和“李约瑟之谜”给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在充分借鉴西方新制度学派和国家理论的同时,强调了生产方式对国家组织及经济绩效的决定性作用,重返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与经济增长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变量 ,而社会科学通过扩展制度选择集合、优化制度目标设计、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和降低制度创新成本 ,成为影响制度变迁的不可替代的因素。应当把社会科学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来开发     

社会科学与经济增长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变量,而社会科学通过扩展制度选择集合、优化制度目标设计、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和降低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影响制度变迁的不可替代的因素.应当把社会科学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来开发.     

安徽省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基于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产业结构变迁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并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研究进一步发现,安徽省现实经济中存在资源低效率配置问题,表明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并没有消失,未来安徽省经济增长的空间仍然非常广阔,完善市场机制、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分析

各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或经济起飞时期,都会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并以此构成区域间竞争的基础,试图人为地消除区域差距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但是,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假如区域经济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则会导致区域间经济、社会的矛盾扩大,从而延缓发展,甚至发生停滞和倒退.基于这一认识,文章从财政收支视角分析了理论上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并选取西部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财政政策的取向和建设重点.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