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与"教育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十五'计划中期的中国西部农村,哪些特征因素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通过对2004年2至4月进行的大型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贫困线设定在每人每年637元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估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贫困"和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历史因素等构成累积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教育反贫困"战略.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农村"十一五"期间"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     

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促进高校改革发展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新发展,具有普遍的实践指导意义.高校担负着研究、传播科学技术和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高教改革,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     

康巴文献的文化属性研究

康巴文献与康巴文化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康巴文化是康巴文献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同时康巴文献也作用于康巴文化,它深刻影响着当地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激发人们爱国、爱乡之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康巴地区各民族的团结。     

假设连词“節”、“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成书时代

虽然"节"和"即"可以相互通假,但它们之间的通假只发生在实词层面;在虚词层面,它们存在着不同.居延汉简假设连词只用"即",不用"节".假设连词记作"节"是秦国方言的特点,而"即"是六国方言中使用的字.汉以后的文献中书写简单的"即"取代了"节"節.     

我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认识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点悟式[批评方法与古代诗话

<诗品>之所以成为百代诗话之祖,与它兼收并蓄的"点悟式”批评方法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批评方法包括比较、象喻、摘句、以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达的是批评主体对诗歌内在意蕴的直觉印象,注重于对作品整体风神的把握,给读者留下极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历代诗话大多承袭这种"点悟式”批评方法,并使之不断完善,成为民族诗歌批评的瑰宝.     

高丽对宋朝认知轨迹与宋丽关系的变迁

高丽王朝虽然在地理上与两宋并不接壤,但它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兴起的影响,宋丽关系发展十分微妙。高丽对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的复杂过程,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绝”。高丽对宋的认知之所以数度变化,背后有其国内政局变动、宋朝对丽政策以及东亚地缘格局演进等变数的影响。不过确定的是,高丽对宋文化上的认同与向往,支撑着高丽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断寻求与宋建立联系,使宋丽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百余年。高丽基于对宋认知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举措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安全与利益,促进了宋丽之间的贸易繁荣和文化互鉴,而且给后世韩国务实外交思想的确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唃厮啰政权的“立文法”与宋朝藏汉关系立法

唃厮啰政权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在青海地区建立的藏族地方性政权,政权下辖各部落的关系主要以"立文法"的形式体现.另外唃厮啰面临着与宋朝之间的民族关系调整问题.同时,宋廷对处理藏族(当时称蕃部)关系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一些较为灵活的法律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的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文主要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的资料,结合<宋史>中的内容,对这一前人尚未展开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     

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但却不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更不能称之为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由"职役"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它既体现有"职"的成分,也含有"役"的成分,二者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南宋立国153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颇低.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视了南宋人民在抗击金和蒙元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更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总之,绝不能贬低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

笔记小说等历史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语言资料,其中不乏方言资料.吴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同时吴方言也是较古老的方言,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文章在梳理江浙吴方言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利用唐宋代笔记小说、文集等文献窥探唐宋江浙吴音特征.     

宋人史料笔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笔记的评价谈起

笔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其中史料笔记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历代学者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史料笔记的评价,反映出清人对史料笔记特点的一些认识,如指出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记事追求赅博、选材多寓惩劝等.     

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

福建是宋代少有的长久和平的地区。北方移民入闽与灌钢工具的应用,开发了福建的森林与沼泽;官营经济的引入促进福建采矿、制茶等手工业的发展,面对海洋的开放政策,使福建成为商业最发达的区域。自宋初以来的儒学文化浪潮,使福建拥有国内最多的书院,最多的进士,印书最多的书坊。宋代福建产生许多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伟人,理学家中的杨时、罗从彦、李桐、失熹;文学家中的杨亿、柳永、张元斡、刘克庄;史学家中的郑樵、袁枢;书法家中的蔡襄;法医学开创者宋慈;道教中的白玉蟾,政治家中的章得象、李纲等人,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宋代官宅类型与修建维护

宋代官宅即指政府拥有产权的居住房屋,它有多种类型,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官邸,兼具值宿功能的衙署官舍,皇帝或朝廷的特赐官邸,政府承租的公用官屋,以及安置灾民居住的公有住房等。各类型的官宅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为正常的政务运行提供了物质保障。宋代官宅的修建和维护有较为明确的原则,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政府都比较注重官宅衙署的修缮,并有多种经费保障,以往对宋代"官不修衙"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

宋代词人广泛的继承了"花间"传统,词论家视《花间集》为"词宗",同时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与文献价值。不过,由于《花间集》自身具有多重的文学蕴涵,同时接受者具有不同的接受立场,因此《花间集》也曾受到贬抑,而这关涉到对《花间集》价值的认定,从而影响了宋代以后《花间集》的接受历程。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现代化普适性原则与多样化道路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

现代化的普适性原则是现代化内在发展逻辑和具有普遍意义之规律的理论抽象。现代化的普适性原则对各国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导作用。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殊途同归。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样化道路不断地丰富着现代化的经验并服务于人类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北宋时期陇东地区的小城镇及其功能

北宋时期,由于陇东地区处于北宋王朝和西夏政权交错的地区,因此,陇东地区受到了北宋王朝的重视。作为边疆地区,宋政府不仅派得力大员驻防,而且大规模修建城池。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是陇东地区小城镇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故而,许多城镇因军事意义的消失而被废弃。北宋时期,陇东地区的小城镇具有军事、商业、行政管理、教育教化、居住等多个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