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借师助剿”探析

清王朝“借师助剿”探析杨益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王朝即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８日（同治元年一月初十）颁发上谕，正式做出了“借师助剿”’，即借用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帮助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决策。这在当时，显然是异...     

从“借师助剿”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外关系

<正> 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互相结合,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意见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已经相互结合起来,建立了“联合统治”。这种观点的最有力证据,就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即从清王朝的“借师助剿”,就此作一番探讨。一清政府的“借师助剿”,最早是由江南地方当局提出的。1853年太平军进逼南     

曾国藩涉外思想论纲

曾国藩官京都时,一心理学,修身善望,对鸦片战争不甚关心,不甚了解,强调京都"如无事时"。中年,一心"剿发"、"剿捻",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专吉君臣大义",都拒绝派兵北援,又认为侵略者未摧毁清朝庭政权,是"有德于我";同意"借夷助剿",但主张暂缓其行;积极仿造洋炮洋船,目的是"剿发逆,勤远略"。晚年,扩大"洋务"活动,开洋务运动的先河;处理天津教案,思想上矛盾重重,行动上畏葸妥协,"内愧神明,外惭清议"。主张"羁縻外交"和"诚信外交"。     

试析洋务派的“借师助剿”

“借师助剿”是洋务派身处“内患外侮”并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形势下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对国内阶级矛盾的制约     

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1935-1936年国共川西北内战时川西北土司(官)除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外都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这种"一边倒"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共过"左"的苏维埃阶级政策.川西北土司(官)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稳定,但在具体策略上又有灵活性.南京国民政府既利用川西北土司(官)"协剿"红军又心存戒备,川西北土司(官)想借"剿赤"扩充自己实力的愿望未能实现.     

左宗棠在陕甘与新疆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与他前此在陕甘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淡,并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历史事实,通过比较研究,予以澄清。如所周知,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过程中,左宗棠虽然一再标榜“不分汉回,只分良莠”,并对起义回民实行所谓“剿抚兼施”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把“痛剿以服其心”作为“招抚”回民的先决条件,鼓吹“凡兵事未有不痛剿而能抚者,未有著意主抚而能     

晚清俄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

晚清时期（1850—1912）俄国驻新疆伊犁、塔城、喀什、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并派驻领事。晚清俄国驻新疆领事馆实为俄国在新疆进行侵略活动的指挥机构,俄国借驻新疆领事馆向新疆政治、经济领域渗透,攫取政治权利和高额利润。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民国初年新疆水利管理近代化研究——基于新疆水利会报告书的考察

现存的新疆水利会报告书翔实保留了民国四年至六年（1915-1917）期间新疆在水务机构、水务章程和灌溉工程兴修方面的情况,借由此批史料,探讨了民国初年新疆管水秩序的变革过程、影响与局限性。辛亥革命之后,杨增新确立了其对新疆的统治,继承并发展了清末开始的农田水利建设趋势。虽然民国初年的水利建设面临着币制混乱、地权混乱、分水原则混乱等诸多阻碍,仍造就了民国历史上新疆第一次水利建设高潮,取得了灌渠建设、推动置县和替代烟苗等成绩,在发展新疆农业经济、平衡政府财政、解决流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民国初年新疆开启了水利近代化的进程,借由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杨增新当局政府的力量得以进一步深入基层社会和地方经济事务中,客观上起到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积极作用。     

论古代新疆屯垦的经济意义

屯垦是中国历代政府用以巩固国防、开发边疆的重要国策。新疆屯垦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久远,堪称我国古代屯垦的典范。迄今为止,新疆屯垦已历经两千余年,尤以西汉、唐、清三代为最盛。由于地处偏远,交通运输多有不便,军队就地屯田,且战且耕,从而为戍边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同时,屯垦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纾解民困和开发边疆也有积极作用。屯垦还有效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交流以及新疆经济的繁荣,对促进新疆地区生产方式的改进具有不可低估的经济意义。     

中原屏藩 西陲支点——哈密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中的特殊地位

清朝统一漠西蒙古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此后,又相继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和张格尔之乱。清末同治朝时,新疆地区又出现了动荡,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的入侵以及沙俄侵占伊犁,使得清朝在新疆的统治面临崩溃。综观整个清代,在清朝保卫甘肃、统一新疆、平定叛乱、收复领土的过程中,哈密一地始终都是清朝经略新疆的支点和依托,也是保卫中原地区的屏障,起着枢纽作用。     

新疆回族历史辨误

回族定居新疆的历史始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学术界将新疆回族的源头追溯至唐代或元代的观点有误。新疆回族的分布特点虽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回族一样呈＂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格局,但其形成原因却与内地诸省区不尽相同,与清代的民族隔离政策、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密切相关。     

厄鲁特营对伊犁地区的经济开发

厄鲁特营是清朝在新疆驻防军的一部分,自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厄鲁特营设置以来,直至1938年营制撤销,历时近200年。该营厄鲁特蒙古军民为西北边防的经济、国防建设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厄鲁特营的屯垦、经营牧厂是清朝在新疆屯垦等经济开发活动的一部分。文章通过探讨厄鲁特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以揭示他们与新疆各族人民一道使新疆的经济从相对落后逐渐走向比较发达的历史过程。     

伊犁驻防满营与新满营始末

清代伊犁驻防满营分别有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以及新疆建省后恢复的旧满营、惠远城新满营、塔尔巴哈台新满营。满营于1764年始建,1864年在农民起义中溃散,1882年后恢复重建。采取携眷驻防兵制度,主要职能是驻防、巡守、换防及平乱御外。     

刘锦棠与新疆农业

作为收复新疆前敌总指挥的刘锦棠,为了改善新疆人民战后生活条件,为西征军能够自存,对新疆的农业生产进行了恢复和发展。其措施主要包括三方面(1)安置难民,招徕流亡;(2)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3)清文地亩,改革赋税制度。     

毛泽东屯垦思想及实践典范研究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认真总结中国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 ,创立了毛泽东屯垦思想。毛泽东屯垦思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生的前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实践毛泽东屯垦思想的成功典范。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兵团的地位和作用。兵团是中央支援地方 ,内地支援边疆 ,兄弟民族互相支援 ,推动新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有效形式 ,具有保卫和建设边疆的特殊功能。     

清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对屯垦事业的经营与管理(1763—1864年)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政府在回疆派驻官员管理并驻扎大量官兵。为解决部分行政和军事费用,回疆屯田事业在参赞大臣悉心经营管理下迅速蓬勃发展起来。一方面屯田的收入满足了军需和行政费用,另一方面屯田活动还加强了回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协作,密切了不同地区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保民”:“屯田戍边”中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以清代前期新疆的屯田为例

"屯田戍边"除了戍边这一主要目的之外,还蕴含着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保民"——解决农民生计问题。清代前期是清政府在新疆屯田的兴盛时期,因此该文从这一时期兴办屯田的目的、移民的转送、安置和落户后的生产安排以及赋役政策等三个方面,阐释了清政府移民屯田与"保民"的密切关联。     

历代新疆兵屯发展及其对兵团的时代借鉴

新疆自古就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侵扰,稳定河西,屯垦新疆成为历代统一王朝经略边疆的重要目标。凡有军兴,必有屯政,兵屯成为解除国家威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保障。因此,历代兵屯在西北边疆经略中发挥了戍边、保证军事后勤供应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具有先行主导的重要战略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进疆大军的生产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为国家西北边疆安全、新疆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时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