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孙炯《西藏旧事》读后

当今,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日渐扩大,世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广泛,人类文明由此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在历史上,文明和文化的交流并非都如田园牧歌般祥和与美好.由于存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关系,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常发生剧烈冲突和碰撞,甚至表现为大大小小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充满不平等和暴力冲突的野蛮文化交流方式,虽然不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历史的主流,但也深刻影响和制约了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进程.即使到今天,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陈旧、落后的文化世界观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突出表现就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实质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霸权主义.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合作行为探析

合作行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课题,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学者们以"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行为的发生和维持"作为研究主题,分别从以基因为核心变量下的合作行为、文化影响下的合作行为、博弈互动影响下的合作行为和认知影响下的合作行为等多维理论视角对合作行为做出阐释,这些理论阐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既有相一致的方面,也有相冲突的方面。通过对这些理论阐释的基本内容和关键变量进行系统梳理和逻辑剖析,展现这些理论阐释的各自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观点加以综合比较,最终揭示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行为是如何发生并维持下去的。     

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超越制度主义的视角

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与制度设计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的关键.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夫妻之间的身体暴力冲突

家庭暴力问题绝不是当今社会才产生的新问题 ,但它受到人们的关注却是近年的事。家庭暴力为全人类社会所共有 ,中国也不例外。引发夫妻间暴力冲突的原因有 :经济因素 ;男权地位 ;文化因素 ;感情因素 ;个人的性格特质 ;家庭规模因素 ;纵容家庭暴力存在的社会习俗规范。解决夫妻之间身体暴力冲突的有效措施是多方面 ,涉及到社会基层组织建设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家庭成员 ,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 ;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个人理性地选择婚姻     

跨国资本统治下的世界竞争新格局

新时期中美之间的较量并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跨国资本的统治权与世界福利社会的主导权之争。由此决定了战争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军事战争以外,更重要的是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等经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只有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是否奉行"利润至上主义",中国才有可能制定应对跨国资本统治的正确战略,通过以价值生产的方式实现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为建设世界福利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战争中的极端暴力和有意回避

大部分志力于研究战争的社会科学家 ,尤其是历史学家 ,都自动“忽视”了战争暴力的问题 ,尽管这很少是他们刻意的决断。本文旨在揭示和分析战争处境下的极端暴力以及战士们的极端暴力。这些战士既是这种暴力的制造者 ,也是其受害者。我并不是要蔑视或者诋毁就武装人员加之于非武装人员的极端暴力所进行的研究 ,而是要反思那种忽略了发生在武装集团之间的暴力行为的先入之见。战争暴力并不是某种不需描述和分析的“恒久”战争现象。这种有意回避构成了我们对战争暴力进行实际研究的障碍 ,它的“语言”在揭示行为人的表意系统时 ,往往非常僵硬。它也导致人们忽略了战争暴力与平民暴力之间的界限非常脆弱这种现象。跨界限的对话需要批判性的考察 ,———如果我们所希望弄明白的不仅仅是战时极端暴力行为的某个方面 ,而是这些行为的整体的话。     

跨国网络治理分析

跨国网络治理是一种私人与国家共同参与的治理方式,它不仅为国际行为体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新空间,而且也为国际体系变革提供了条件.     

规制跨国避税的竞争法困局及其解决路径——欧盟反避税行动的启示

跨国公司利用关联企业间受控交易的转让定价进行跨国避税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际税收的公平性。跨国公司与政府税务机关之间签订的预约定价协议可能将这种行为合法化。欧盟委员会援引欧盟竞争法裁定:苹果、星巴克以及菲亚特等跨国公司与成员国税务机关之间签订的预约定价协议属非法国家补助,但竞争法路径的局限使其成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次优法律路径。遏制跨国避税的根本之道在于各国政府在国际层面统一反避税行动,以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     

冲突世界的兼容文明--后"9·11"的文明诠释

"9·11"后,文明冲突理论再次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当前的地区冲突热点被认为是基于文明的冲突时,人们发现,问题的解决因此变得更加艰难.本文认为,文明具有的多元性质和兼容特点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文明的冲突"是可以控制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兼容的重要载体和实施者,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存在是导致冲突的根源.人类共同的改造自然与发展社会的经历、需求与愿望,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共性.这些共同的性质、特点以及不同方式所表现的共同内容,构成文明自身兼容的基础,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扩大了文明的兼容性.文明兼容作为国际合作的理论平台,可以较好避免冲突,在寻求双边或者多边共有的利益支撑的基础上,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     

英美法律文化的混合与变异——以"蔑视法庭罪"为分析路径

为了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英美国家以"蔑视法庭罪"对妨碍和侵犯司法尊严的行为进行了规制.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因此"蔑视法庭罪"在两国的实践与制度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说明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法律制度既有融合也有变异.     

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解读大国权力变迁

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势力范围的调整往往是诱发冲突的重要原因。既有研究未能提出和平调整势力范围的条件，且大部分研究忽视了衰退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可以发现当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冲突的发生与否取决于崛起国家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以及衰退国家对地缘政治条件的理解。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衰退国家会加重“地理想象”并夸大安全需求。在当前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其安全取决于对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主导权；美国对安全线的建构可能加剧权力变迁期间大国间的冲突风险。美国之所以将中国定义为“威胁”并不完全是由于国际结构变化的压力，也是由于美国对于安全的理解及安全线的划定方式。     

政治暴力的民主渊薮：读《从投票到暴力》

在民主转型的起始阶段,塑造民族、建构国家、政治选举、说服公众、赢得权力、引发暴力等等事务复杂地关联起来。其中,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关系,成为决定性影响民主转型前景的核心关联。斯奈德尝试在投票选择国家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政治安排中,刻画争夺选票的精英说服中存在的四种民族主义类型。他从中提炼出从民主投票到政治暴力演变的论述主题,试图告诉人们,唯有公民民族主义才足以为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冲突解毒。但他的分析遵循的是一种由个案描述得出规范结论的进路,其论述可信性是需要改善的。     

产业法和竞争法的冲突与协调

产业法体现国家对特定产业的规划、促进和整合,与以维护自由、充分竞争为目标的竞争法之间往往存在冲突.二者在实践中的冲突表现为政府产业意志对市场竞争意志的压制、"适用除外条款"构筑产业法的"统治王国"、产业意志及产业法的滥用导致恶性循环等;冲突的成因在于传统理念和行为范式在特定产业领域的监守、国际环境的压迫效应与传统的监守互相映照和强化、既有制度和利益造成路径依赖,以及诸多应然制度缺位等.产业法与竞争法的协调应当秉承"共生"理念,并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完善以有效率的市场化和充分竞争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记忆与虚构——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中的历史叙事

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的代表作《血色子午线》是一部记忆与虚构交织的文本。在这部小说中,麦卡锡借用美墨战争后美国白人受雇于斯诺瓦及德克萨斯州政府大肆屠杀印第安人这一令人震颤的史实,用冷静的视角批判了美国"天定命运"及"美国优越论"的神话。该小说发表于美越战争之后、美苏冷战之中的时代背景下,麦卡锡在其中重新审视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暴力行径,揭示了暴力冲突的根源,表现了其对民族及种族冲突的人文关怀。     

论当代战争小说冲突的构成及艺术处理

当代战争小说表现战争生活中人与人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轻是其原则,个别作品虽有出入但从未丧失民族的底线,这是由民族观念所决定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南线战争小说处理革命、国家与个人三者利益时,虽也遵循上述普遍原则,但已开始思考其悲剧性内涵。这是战争小说表现这类冲突的新质,预示出战争小说的新趋向。在处理方式上,“联系比衬”与“人物聚焦”是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小说处理战争环境下人与人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     

美国政府"反恐战"政策对国际法的消极影响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恐怖主义看作头号威胁,并发起了针对恐怖分子的"反恐战".美国的反恐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有关战争法与国际刑法、自卫权与先发制人攻击、战俘身份认定与监禁措施以及酷刑审讯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的法律和政治思考,并对布什政府的立场提出了广泛的质疑.     

差异与冲突——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矛盾的文化探源

对1839年到1840年之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中国学者称之为“鸦片战争”,而一些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则称之为“商业战争”或者“贸易战争”.两种不同的称谓,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由差异而引发的冲突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所以,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最终酿成一场战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必须要从这两个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中去寻找.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转换问题研究

国际体系由其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结构形成,结构单元的性质以及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决定了体系结构和体系模式。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结构单元彼此之间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内部权力分配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行为上的可预期性。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体系运行态势还是从相对微观的行为体互动结果来看,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鉴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结构单元,人们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持有的国家权力规模和其他主权国家间权力指向冲突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对国际体系的特征做出基本描述。国际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权力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大国的权力欲望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而持续膨胀,进而产生对已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安排进行调整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     

"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

在不同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中等国家"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二战及战后初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在战争中崛起的加拿大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根据自己的实力提出了新型的中等国家概念,在不断的外交实践中,中等国家理论也得到了发展,丰富了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内容.     

角色身份的变迁与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

角色身份是行为体主观的自我解读,其会随着行为体获得或放弃信念而存在或消失,并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中越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越之间的角色身份经历了从"同志加兄弟"式的"朋友"到"敌人"再到"竞争对手"的变迁,中越关系也相应地经历了友好合作到战争再到既竞争又合作的演变。在处理当前南海争端时,各方应建构对方正面的国家形象,加强双方的良性互动,避免相互关系的逆向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