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研究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一经建立便很快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先后经历了建构、发展、整顿、破坏,以及由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演变为敕书朝贡制度的不同阶段。明朝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王朝政治体系,由中央礼部、兵部和地方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明前期)共同管理女真朝贡制度。其全力经营女真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为营建"大一统"的国家规模;二是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防范和牵制北方蒙古部。从女真朝贡制度运作过程看,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因此将女真朝贡活动简单地定位为女真朝贡贸易活动是不准确的。     

“女真”译音考

女真一词的译音规则与宋元史籍中其他词语的译音规则不符。本文指出这是因为女真的译音来自唐代盛行的汉语西北方言,而宋元史籍中其他词语的译音来自宋以后的中原方言。     

关于朝鲜与明代建州女真关系研究的理性思考

朝鲜与明朝境内东北边疆民族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是朝中两国政治关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本课题展开专题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明代朝中关系史的内容,而且对研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史具有较大意义,同时对当前处理多边外交问题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在商言商”是传统社会商人当中流行的口头语,至今仍不时看到人们使用这一词语。而追寻其源头,至少必须上溯至20世纪初的清末。本文着重探讨“在商言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简论明代江西商人的行商特色

明代江西商人与徽商、晋商一起活跃在大江南北,共同为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经商活动中,江西商人以其从商人数多、行商区域广、经商方式活、贾农结合紧为特色,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江西人求新思变、善谋实干的良好传统和品质。     

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以杭州为中心的讨论

政治参与是中国商人近代化程度的重要表征。清末民初,随着政府一系列惠商制度与政策相继制定与实施,近代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激发,商人的政治参与也开始大幅提升。然而,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在不同政权及同一政权下不同区域呈现出趋异的特征。总体而言,在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强时,商人政治参与性相对较弱,主要表现为民族抗争;而当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弱时,商人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实践。在既定的国家权力框架下,近代商人政治参与主动性与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尤其与区域商业近代化形成明显的互相影响。     

阎锡山与山西商人

阎锡山把商人作为他维护改革的社会中坚力量 ,认为实施治晋才略 ,非藉商人不可     

明代陕西商人对扬州文化的影响

明代前期陕西商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与国家政策取得了在扬州的迅速发展,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陕西富豪,长时间定居扬州,不仅对扬州的经济繁荣,而且还对扬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儒学文化、休闲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明代商人职业素养与技能论略

明代中期以降,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资本空前活跃。此时,很多商人能够充分发扬自我激励与开拓进取的精神,注重职业道德、文化修养、职业技能和人际关系的全面完善,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长期成功。明代商人所具备的,成功商业管理者所应具有的诸种职业素养与技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总结。     

明代商人的职业素养与技能论略

明代中期以降,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资本空前活跃.此时,很多商人能够充分发扬自我激励与开拓进取的精神,注重职业道德、文化修养、职业技能和人际关系的全面完善,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长期成功.明代商人所具备的,成功商业管理者所应具有的诸种职业素养与技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总结.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清代广东口岸贸易中的婺源商人群体

清代中叶,开赴广东的婺源商人以贩运茶叶为主导,适应了口岸贸易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经营,婺源商人形成了具有显著乡族特征的利益群体,并逐渐与各色社会群体结成一定的关系网络,较为有效地应对各类商业风险,推动了广东口岸贸易的发展。近代以后,茶业受到冲击最大,贸易重心逐渐转向上海。墨业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长的,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行业表现的分异,表明了旅粤婺源商人群体的鼎盛期和转移期都有明显的外力拉动。他们凭借灵敏的商业触觉和多重关系网络,谋求长途贸易利益,成为联结内陆山村和外贸口岸的重要力量。     

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