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历史足迹:宗喀巴神化传说的神话原型考

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因其在宗教上的卓越贡献而被称为"第二佛陀"。虽然宗喀巴从青年时期到圆寂,都是在西藏修行、完成宗教改革和著书立说,但在他出生地的丝路南线河湟段,流传许多对他神格化的民间传说。从神话的历史演进来看,上古时期是神话类型的发明期,历史时期是以上古神话为原型,对虚构人物或者历史人物进行神化的传播与传承期。考证宗喀巴神化传说中"神"走过的历史足迹,初民的原逻辑思维已经远去,多民族用上古神话原型不断介入地方历史,显现自己河湟段主人的身份。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他者”镜像构建下的“中国模式”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对于＂中国模式＂的存在与否一直争议不断。从＂他者＂镜像的角度分析所谓中国模式的内涵和意义,可以看到,雷默的中国模式只是历史上两极化的中国形象在西方视角中的又一次变更而已,是西方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确证自己身份和状态的一种需要,与中国本身的现实关系并不大。事实上,中国又一次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     

论宗教对族群边界论的功能解释——对纳家营汉族“马天君”神话的宗教人类学解释

云南通海纳家营村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回、汉、彝等民族杂居的村落,有着回族身份的魁阁马天君新神话人物在汉族社区中的出现,隐喻纳村回汉关系里超越民族文化边界的历史面相,这一个案对于族群边界理论中族群宗教文化的解释理论有所补充。超越族群边界神话故事这一宗教现象,成为宗教对族群边界功能界定与解释的一个具体范例。     

美岱召阿勒坦汗家族供养人像壁画探讨

美岱召大雄宝殿后佛殿壁画的西壁下部有一组蒙古贵族供养人像壁画,据考为阿拉坦汗家族供养人像,画面中的主要9尊人物按照其身份的等级阶次,大小不同,位置有别,反映出了有关明清时期土默特蒙古族服饰、习俗、音乐。壁画重绘时间应晚于林丹汗时期,重绘的最大可能是旧壁画所绘的尊像是其它教派宗教领袖,作为黄教寺院供奉着他派或敌对派别宗教领袖,这点黄教是不会接受的。     

也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特色、亦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他一生思想变动频繁,令人目不暇接。所以,他的老师康有为称他是“流质易变”;同时代的革命党人则斥其为“首鼠两端”、“蝙蝠小人”;至于后来的史家,则既有人贬之为阴险狡诈、“风派人物”,也有人称赞他是顺应时势的爱国名家。但综观各家的议论,其核心问题无外乎这样三个:即“流质易变”的原因;“流质易变”中不变之因素;“流质易变”的评价。本文无意于开拓新的议论话题,只是想在这三个老问题上下点功夫,以求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梁启超。     

学术随笔:走出“主奴关系”的哲学神话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崇拜他的人把他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甚至推重他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贬斥他的人说他的哲学几乎全部是错误的,甚至有人嘲笑他的著作四分之三是陈词滥调,四分之一是胡说八道.     

“时间”形塑的文化符号——新疆伊犁回族内部身份认同研究

因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宗教派别(门宦)的多样性,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成为回族内部一种普遍性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历史移民群体,伊犁回族内部还有"时间"认同。综合起来,当地回族身份认同大体上由此三类构成。前两者与内地回族内部认同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后者则是当地独有的一种认同形式———"老新疆"与"黑户儿",其为因"时间"而形塑的移民文化符号,并成为"你""我"之间一个鲜明的身份标识。     

论唐代诗歌的“幽怨情结”

唐代诗歌中表现妇女“幽怨情结”的诗作很多,从其表现内容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的身份来分析,这类诗作大致可分为闺情诗、宫怨诗、弃妇诗三类。诗中妇女哀怨凄婉的眼神后面是熊熊燃烧的爱之火焰,是反抗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求。     

刑法视野中的“大义灭亲”

一、“大义灭亲”规范论“大义灭亲”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但自规范法学的角度来看,其也是一种法律现象。而把一种法律现象加以规范的概括则有利于构建法律体系和深化理论研究。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大义灭亲”尚未付诸规范形式。刑法无明确规定,是否有必要予以研究呢?不同的法学流派有不同的认识。纯粹法学的代表人物凯尔森坚持纯粹的、摆脱所有宗教、自然科学、伦理学、社会和政治特征的法律学说。他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和立足点并不在于评价其价值、意义,而只是认识现存的实证法,即以法律规范形式存在的法方有研究的必要。那么,…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论《毛诗》与刘桢诗歌

刘桢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丰厚土壤之中。它表现为对《毛诗》文本及其经学阐释的吸收与融合,这种吸收融合不仅存在于刘桢诗歌的意象、语汇、表达方式、艺术思维等方面,使其成为建安诗歌吸收融合《毛诗》的突出典范,而且还催生了刘桢的诗学理论观点,并深刻影响到钟嵘的诗歌理论。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论第三代诗歌运动及其诗的日常化倾向

第三代诗歌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生活方式之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意义反映于诗歌,就形成了第三代诗的日常化倾向,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或者表现出驾驭的自信或者有着把握本质的能力,这与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日常叙事情态迥然相异。     

从"遣有"到"即有"——论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内在理路

玄言诗的产生与作为具体物象的山水有内在联系,但玄言诗所体现的责无贱有思想又隐含着理论上的危机和实际操作的困难.针对"遣有"和"涉无"的矛盾,孙绰提出了"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的解决之道,一方面实现了由被动"遣有"到了主动"即有"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直觉观物方式也解决了"即有"如何"得玄"的审美体验问题,由此形成了玄言诗转入山水诗的契机.山水诗的出现是玄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玄言诗转入山水诗实际上体现了体玄者由外部脱落山水形相到从主观内心超越山水形相思路的转变.     

诗与事——审视唐诗兼及当今诗坛

中唐新乐府诗派力主"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对盛唐创新乐府歌辞的必然承继和推进.唐诗繁荣的"关键"就在于此.唐代诗人将"情"、"志"交融,并植根于"事",这是唐诗的自觉与自省.唐代多"事",故诗歌以多种姿态和神采去应对它、表现它,"诗"与"事"相互激发,联袂升华.唐诗的经验,有助于疗治当今诗坛的某种疲软和失重.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一首借古写今缘情写景的边塞诗——李颀《古从军行》新解兼谈他的边塞诗创作

《古从军行》是李颀边塞诗的代表作,也是盛唐边塞诗中较为特别的一首,然而古往今来,对它的解释及其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定位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讨。李颀是盛唐时期一位比较特殊的边塞诗人,因为他从未到过边塞,所以他的边塞诗独具特色。本文一方面结合汉代史料考察并解释《古从军行》的内容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李颀的边塞诗题材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比较论

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两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精英意识感召下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朦胧诗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代诗则以鲜明的世俗关怀指向坚持平民立场与平民叙写;朦胧诗常常将个人化的“小”我附着在具有着政治、历史、文化内容,象征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大”我之中,而第三代诗则重在表现个体人的生命体验;朦胧诗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了充满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世界,第三代诗则将口语的运用推向了极致;朦胧诗奠定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的基调,第三代诗则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