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奇偶言板块运动的高速状态──慢词

文章试图从诗之一体的层面探索慢词的体式特征。慢词是奇偶言板块的高速运动与唐宋燕乐中的慢曲相纠葛的艺术形式,它以挟带赋体遗韵的四六言为主体的偶言与诗的五七言为主体的奇言的高频率、大幅度的交错间杂、翻变组合为基本格局,拥有层出变化的体式,空间上的参差和谐以及流转变幻音律之美,是抒情艺术的最佳载体。     

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屈赋句式探索及异文辩正

六言是屈赋的主要形式,《离骚》、《九章》,《远游》都属六言骚体。六言骚体的主要特点是两句为一节,上句用“兮”结尾;句子长短参差,以六言为主,而第四字(或曰倒数第三字)一般要用虚字表示语气的舒缓和诗歌的节律,并大多兼起语法作用,虚字以“之”“其”“而”“以”四字最为常见。六言骚体的这条格式规律造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屈赋句式,可是在楚辞研究中,屈赋句式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文章谈到屈赋的“之”“其”“而”“以”时,可能还是过多地强调了它们的渗透与共性,有的甚至一律用异文证明“之”“其”“而”“以”可以混用,也不管异文是否仅是孤证,是否符合屈赋句式规律。笔者认为,唯有分     

论桐城谚语的修辞特色

桐城谚语在语言表达上注重修辞艺术.在语音上具有音乐性,单句形式谚语以五言、七言为主,节奏鲜明;复句形式谚语大多押韵,押韵形式灵活多样.在用词上常对举使用反义词,使音节整齐对称;善于运用当地方言词,使谚语呈现出很强地域色彩,更有利于谚语为当地群众服务.在句式上"整"中有"散",给人一种参差美.并运用多种修辞格式,不仅使谚...     

节奏与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下)

在中国古代诗歌体式演变的过程中，从《诗经》到五言古诗，体现了尚简重自然的节奏特点；从楚辞、楚歌到七言古诗，体现了繁声长言的节奏特点。到唐代五七言律诗的正式形成，由前此句式音节的变化，转向了“异音相从”“同声相应”的声律方面，在整饬中体现了“和”的节奏特点，词则融句式的繁简与声调的和谐于一体，在长短相间、奇偶相寻以及三字尾与两字尾的交替中，表现出错综的节奏美，而词的错综节奏又孕育了元曲向自然语言节奏的回归。正是作为诗歌生命的节奏因素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声律句式论古代词体特征*

词的同韵及平仄要求比格律诗更复杂多变，甚至也更严格，这些方面都体现了词与音乐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词的平仄、声韵与情感内容的表达密切相关；而词被称为“长短句”，其句式长短不一，参差多变，也与情感内容的表达密切相关，并体现出词体本身固有的风格特征。这些方面的特点都应该得到重视。     

略谈辞赋的句式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辞赋是中国较早的自觉文体,它是综合先秦诗经、楚辞乃至散文的艺术经验而形成的,所以句式灵活多样.这种灵活多样的句式不仅是辞赋瑰丽艺术性的体现,而且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巨大.三言句首先在辞赋中大量使用,它对五七言诗以及词、曲都有重要的启迪.六言对句是辞赋在吸取楚辞句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骈文的重要构件.     

中考作文满分秘籍——例谈句式灵活之文采

句式错落有致，语言灵动自然是语言有文采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变化之美，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句式的选用上，即通过长句与短句、整句与散句、肯定句与否定句等多种形式的灵活搭配，追求参差谐落、灵动自然的美感。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高适古体诗用韵考

唐代边塞诗经历了由初唐四杰时代的长篇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现存古体诗148首中,多用七言古诗,用韵较宽,多用古风歌行,一首诗中常出现换韵,换韵方式多种多样,换韵的第一句大多押韵,邻韵之间同用的情况较多。     

许浑诗歌诗法艺术探微

晚唐诗人许浑与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并称为“晚唐铮铮者”。其律诗以文辞工丽、属对精切、格律整密著称于世,标志唐代律诗发展到了纯熟阶段。管窥许浑诗法艺术,主要呈现如下特点:一、布局定法、整密严谨;二、结句求变、辞工句对;三、声律工巧、首句入韵;四、巧用“一”字,字响气厚。     

关于新诗格律的几个问题

新诗的节奏单元是音顿和意顿,由此建行构节形成音顿连续排列节奏和意顿对称排列节奏两大体系.新诗的用韵方式有传统式和现代式两种,新诗韵律除节奏和诗韵外还有同音堆集等辅助方式.     

中国诗歌百年回顾与思考

20世纪 ,中国诗歌成功地完成了文体语言 (由文言向白话 )的转换。但是 ,在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构建方面 ,还存在认识的误区和实践的严重滞后 ,明显制约了诗歌的稳健发展。在内容方面 ,新诗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尝试。不管是韵律与体式的构建还是内容的探索 ,2 0世纪中国诗歌都有走极端的倾向 ,前者在极端自由与过分刻板的格律之间选择 ,后者则在极端主观与绝对现实、单一的崇高 (或英雄主义 )与完全的世俗乃至平庸之间徘徊。这是转型与探索时期的明显特征。诗作者应该以开放、宽阔的心态 ,致力于发掘现代白话的魅力 ,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韵律和必要体式 ,拓展诗歌的内容和境界 ,推动新诗不断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 ,中国诗歌才会在新的世纪 ,创造出新的辉煌     

试析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从汉英音韵差异角度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巨大的语言差异，隐喻在这两种语言的转换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译。文章从汉英音韵差异的角度，从隐喻的音韵美感、双关隐喻以及隐喻拟声词的翻译探讨了隐喻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不可译性。     

关于平面二次系统极限环分布结构(Ⅰ)

利用系数组成的代数不等式,证明E200中仅具有四种极限环的分布结论：（奇,偶）、（奇,奇）、（偶,偶）、（偶、奇）,其下界至少为（i,j）分布（i,j=0．1）．证明具有三阶细焦点的二次系统E203中只有一种极限环的分布结构：（奇,偶）,其下界至少为（1,0）分布利用Hopf分支对函数小扰动只可能构造出极限环的（1,k）分布（k=1,2,3）,其它三种分布结构不可能构造出极限环的（1,k）分布（=2,3,4）与（0,k）分布（k=1,2,3,4）．     

论杜甫七言拗律的形式特点和地位

按照传统分类,杜甫的七律现存151首,其中三分之一是“拗律”。这些“拗律”的字数句数、用韵、对仗都与律体相同,但平仄格律上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古今许多研究者企图找出“拗”的规律,从而证明它们被归入“律”的合法性。但是,诗人创作不可能非律即古,后人分类却一定要非律即古,就未免削足适履扦格不入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把“拗”从“律”中分离出来自成一类,形成古一拗一律的三分格局。     

从六个方面看诸宫调对北曲形成的影响

诸宫调对北曲(甚至包括南曲)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诸宫调的宫调全部为南北曲继承,其曲牌大部分为南北曲袭用;南北曲的套曲结构形式来自诸宫调;北曲的用韵特点源自诸宫调;南北曲的衬字和增句这两种遣词用句重要特色在诸宫调中可见其渊源;南北曲以通俗诙谐为尚的语言风格主要源于诸宫调;北曲中戏曲曲白相间以演述完整故事的结构模式在诸宫调中已奠定基础。     

奇偶相干态的叠加态的反聚束效应与压缩现象

从奇、偶相干态的叠加态(|ψ>=r.|ψ>.+re|ψ>0)出发,研究了该场态的非经典效应,结果发现叠加态是一个与奇、偶相干态性质完全不同的新的场态。这个新的场态不仅存在反聚束效应,而且同时存在着压缩现象。     

现代吴、闽方言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非入声韵的衍化研究

将现代吴、闽方言的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音进行历时比较，分析现代吴、闽方言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非入声韵的衍化问题。现代汉语阳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韵的衍化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部分中古阳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阴声韵；其二，部分中古阴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阳声韵；其三，部分中古阴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鼻化韵。现代汉语入声韵与中古非入声韵的衍化主要有两种典型情况:入声舒化和舒声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