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及制度创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并能享受到城市一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过程。虽然从字面上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比较简单,可要做到"有序推进",却非常艰巨和复杂,乃至任重而道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会面对城市不愿宽留、农民不敢眷留、素质不避汰留、成本不奢际留、体制不胜积留、政法不撑苛留等多维困境;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要完善政府主导机制、自愿化转机制、户籍蜕变机制、素质提升机制、动能充补机制、城乡融合机制、配套改革机制等多种机制,而且要进行土地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财政支持制度创新、法律制度创新、其他制度创新等多重创新。     

福建农业现代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步发展路径研究

受二元结构、城乡制度供给不均衡和城镇化不协调等因素影响,福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互动不足、进展缓慢。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步发展,必须厘清农业现代化机理,创新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建设。通过构建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和进入机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及其应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指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市民化意愿强烈,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是由于市民化能力不足、落户城市困难而又不愿舍弃农村的特定社会现象。"二律背反"现象不仅延缓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以传统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这一现象,必须深化户籍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而成本分担机制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应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与社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成本分担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各方的成本分担能力。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点与对策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重中之重。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义切入,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制度、资金、流向等三个主要难点,进而针对难点从三个方面提出推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生活适应性研究--基于合肥市大杨镇的田野考察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生活适应性研究,有利于采取相应的针对性措施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权利和利益,更好地促进他们适应城镇化带来的生活转变。该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考察方式考察安徽省合肥市大杨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考察其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生活适应性问题,考察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保障结构和优先方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机制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是影响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对两大群体的潜在矛盾应具有理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构建促进两大群体关系的机制,着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素质,促进两大群体相互交流相互认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论住房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拉效应

住房保障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刚性需求,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成本,住房保障阙与否会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推拉效应。当前,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主要有福利型住所、私租型住所、自购型住房、自建型住房、保障性住房五种形式,但是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阙如。结合我国国情,未来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通过"三位一体"模式加强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     

新生中小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基于福建省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实证

新生中小城市是城镇化发展的潜力所在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平台,培育发展新生中小城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但面临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巨大的成本考验。文章以福建省首批五个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县(市)为例,测算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保障性住房、城镇基础设施和城镇管理费用等五个方面的公共成本,尝试回答农业转移人口融入新生中小城市需要政府支付多少公共成本、如何化解成本压力等问题,为新生中小城市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有针对性地制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中西部地区为例

促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是中央提出"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城镇化"本质的主要体现,是中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既具有重要意义和一定的现实基础,也面临诸如产业基础薄弱、就业岗位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资金缺口巨大和城乡二元体制阻滞严重、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等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必须通过产业发展机制、成本分担机制、资金保障机制、社会治理体制等相关体制机制的创新,逐步形成一套有效的城乡一体化促进机制,化解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加快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进程。     

增减挂钩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增减挂钩政策的重要目标。增减挂钩主要从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农村投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三条途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与相关政策的缺陷,一些地方增减挂钩的城乡统筹发展效应受到抑制。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机制,完善农村投入机制,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认知、移情与行为: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基于大都市郊区农民市民化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议题,得到了学者密切而持久的关注。本文通过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实地调查,使用"角色再造"这一核心概念,从认知、移情和行为三个方面透视了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勾勒出了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动因及其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角色理论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居住证管理制度的完善

居住证管理制度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项"过渡性"工具,通过"累积赋权"配置社会福利资源,为有条件、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并落户城市开辟了通道。分析上海"居住证积分+条件转户"的管理模式和广州"保基本+积分入户"的管理模式,发现大城市的积分指标体系和积分标准的"人才"偏好明显,普惠性赋权范围相对"保守"。单个城市积分赋权的"时间连续性"与缺少"跨区域指标赋权转移"衔接机制的矛盾,将导致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区域固化。应顺应普惠型市民化和落户型市民化趋势,不断完善积分赋权指标体系,通过建立积分指标可替代机制、动态性公共服务配置机制和跨区域指标赋权转移衔接机制,让进城农民更好地享有城市社会福利资源。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构建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进入新时代后,高质量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具体行动和现实检验。研究构建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多维观测体系,为客观衡量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和水平,系统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板不足提供一个评价依据和价值导向。将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转”与“化”、“量”与“质”、“乡”与“城”、“城”与“镇”、“走”与“回”等方面关系作为寻求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可行路径,对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改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新进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焦点,且在当前存在新的演变特点。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侧重于归纳与评述以下三方面:第一,市民化深度推进过程中,在演进阶段划分、实现形式选择、发展障碍界定上的争论;第二,经济下行背景下,基于市场供给不足引发的就业危机、经济增速放缓形成的收入波动、政企资金匮乏诱发的社保低迷、社会排斥凸显致使的矛盾激化等负面倾向,农业转移人口生存处境更趋脆弱并导致市民化基础愈发恶化的辨析;第三,市民化既有障碍攻坚期与新增困难适应期的"双期叠加"新阶段,市民化质量的重要性阐释及体面工作、工资同化、社会融入、家庭完整、融资认可、居住融合等基本内容识别。据此,提出应立足于新时代背景,围绕于未来市民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赶超式、压迫式风险,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重点关注领域,互补视线下市民化联动关系,以及对城乡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后果而展开相关研究。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政府或社会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基本措施之一,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保驾护航。实现农业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有利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的身份平等,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城乡和谐,有利于促进城镇化成果的公平共享。     

城镇去“浮萍化”与新型生活方式构建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不在于城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而在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关键在于两个市民化:一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市民化;二是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实现就地市民化。概言之就是实现流动人口的合理固着化,去除"浮萍化"的无序流动,重点在于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的转变。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