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朝对来华九姓胡人的管理

唐代留居中国的九姓胡人身份分为著籍者、非著籍者、"投化胡家"和"胡客"四大类。著籍者被视为"归朝"者;非著籍者被称为"兴生胡"("兴胡")"客胡";"投化胡家"应是在唐朝定居并在某地登记、著籍不满10年的中亚胡人;以贡使或质子身份来华的九姓胡人被称作"胡客"。对于这四类九姓胡,唐朝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     

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关系辨证

<正>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关于这场战乱的起因,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分析,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特别强调与河朔胡化的关系。①陈先生认为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这一善战民族的组织成份有高丽、突厥、回纥、奚、契丹等,其中尤有不少中亚昭武九姓种人。从当时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来看,高丽、突厥、回纥、奚、契丹部族邻近河朔地区,其被安史吸收自然是可能的,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中亚的昭武九姓为何能辗转移入河朔?其性质如何?陈先生虽有分析,尚有未谛之处。另外,记载安史之乱的文献中“羯胡”、“柘羯”、“杂种胡”诸名词与昭武九姓种人的关系如何?②河朔地区是否全然胡化的地区?也是一些值得再作研究的问题。     

天山廊道与唐朝治理西域研究

天山廊道是指以天山山脉为主体,东起星星峡西至克孜勒库姆沙漠的交通走廊,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通道。唐朝对西域的治理主要沿天山廊道自东向西依次展开,首先在东天山的伊、西、庭三州构建后勤保障基地和人才储备中心,此后中天山的龟兹、焉耆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军政中枢和屯戍要地,位于西天山的碎叶作为唐朝伸入西突厥、吐火罗、昭武九姓、大食、吐蕃等多方势力的信息触角,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和收集信息情报的前沿。唐朝充分发挥了天山廊道东、中、西三地各自的区位优势,开创了中国古代治理西域的经典范式。     

粟特、粟特人与九姓胡考辨

本文考述了Soghd(粟特)一词在古波斯、希腊史料中的不同称谓,并根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考辨了不同历史时期粟特地的范围。本文还甄别了中国史籍所记康居、康(国)、粟弋、粟特四个概念,认定今日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主要由粟特地区的月氏人和粟特土著人两种人构成。本文认为,应把隋唐昭武九姓之民称为"九姓胡",而不径称"粟特人"。     

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

从先秦时起,中国同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区各民族,已经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往来。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此后,中国不断遣使西域;而西域的商人、使者则更多地来到中国。 一 唐朝(618—907)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兴盛发展的一个时期,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国外的商业贸易。贞观十七年(643),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三路市舶司”。太     

值得青年学者取法的西域史研究专著--读《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蔡鸿生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１９９８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即受到学界的好评。①本人作为蔡氏的门生和同事,对这部专著的成书过程及著者为人风范、治学精神、治学方法自然有较多的了解和体会。撰写本文,不过是在诸家评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个人学习的心得,与青年学者交流。所言未必尽然,有望方家赐教。 一、本书选题的意蕴 学习隋唐史的人,都知道九姓胡和突厥这两个民族,其曾对隋唐中国有过重大影响。在以往的教科书和断代史专著中,九姓胡与突厥不外是隋唐史的一个附属部分,轮廓式的介绍有之,深入阐发则阙如。其实,这两…     

狯胡与(口厌)哒

据《晋书》记载,在西域焉耆、龟兹一带,公元3～4世纪存在着一个叫“狯胡”的部族。关于其族属,有学者认为“狯胡即是羯胡”;亦有学者以为“狯胡”可能是北匈奴余部。笔者通过对“狯胡”人口规模、武器装备、生存策略和族名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他们可能与后世的哒存在族属同源关系,并因之对哒早期历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中亚的伊斯兰化

公元11至13世纪上半叶是中亚伊斯兰化时期。7～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西部呼罗珊和中亚腹地河中地区;10～11世纪,在喀喇汗和伽色尼两个王朝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向东、向南传播,今中国新疆西部、阿富汗中部和印度河流域的居民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11～13世纪,伊斯兰教深入到中亚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亚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本文从物质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剖析了伊斯兰教对中亚社会的影响。     

唐朝西域治理下的文化认同研究

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及对区域文化的宽容认可,经西域与中原之间频繁的人口迁移,带动了文化交融和对主流中原文化的认同,形成了唐朝“胡汉一体”的格局,成为唐朝西域治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文化在西域多元文化中占据引导地位;中原文化成为西域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趋向;婚姻文化中的胡汉通婚之风成为时尚。     

西域胡文化之乐舞戏剧在中原

在中国古代艺术长河中,中原地区戏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域少数民族戏剧,尤其是胡文化中的乐舞戏剧,为其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文以时间为线索,以输入中原的西域胡文化中的乐舞戏剧为依据,梳理了汉代、南北朝、隋唐以及元各个时代西域胡文化之乐舞戏剧在中原的发展、呈现。通过此种阐述以期对异域文化中的戏剧因素有所认识,进一步了解我国中原戏剧发展的过程和脉络。     

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

本文考证库车出土汉语、龟兹语文书中出现的粟特人名,藉以探索7～8世纪粟特人在龟兹的活动。这些文书材料显示当地有不少粟特佛教徒,其中有些人在龟兹本地佛寺经营方面位居要角,有些人则同时为唐朝及龟兹官府做事。这些粟特佛教徒与当地其他佛教徒互动频繁,反映唐代安西社会中胡、汉诸族融合之趋势。     

论“文史两分”认识的三阶段——兼论《史通》在此过程中的理论意义

汉之前,文史一体。《史记》以后,至魏晋迄唐,文史两分。与之相对应,人们对文史异辙过程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论家将重藻饰、押韵、抒情的诗赋类为主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史作品区分开来。第二阶段,史学家将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和文学作品分离。第三阶段,人们对以史著为主的叙事性作品自身即史著和小说的分离,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对文史两分认识逐步深入、细化的过程中,刘知几的《史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焉耆锡格沁地面寺院

本文首先对锡格沁地面寺院布局和分类进行分析 ,然后对佛堂建筑的形制和组合作类型学研究 ,把地面寺院分为四期 :第一期开创期 ,即 7世纪下半叶 ;第二期兴盛期 ,即 8世纪下半叶 ;第三期持续发展期 ,即 9世纪上半叶 ;第四期衰落期 ,即 9世纪下半叶至 1 3世纪。各期的划分是以唐朝经营安西四镇、吐蕃占领西域和回鹘西迁等为历史背景的。文章还从寺院形制和雕塑、壁画等方面探讨了焉耆佛教对高昌回鹘佛教的影响 ,以及焉耆佛教的派别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残幢,刊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及景僧清素等人的建幢题记。经文中采用的若干佛教用语,反映出唐代景教意识中融汇汉译佛教概念的情势。至于建幢题记披露的这个景众群体,从姓氏构成上考察,即为一个东来粟特的亲族部落。而东都洛阳之建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亦因这一经幢题记的记事,得到确切的证实。     

《老胡文康乐》的东传与改编

《老胡文康乐》源出于粟特九姓之一的康国,由九姓胡人通过西域东传中土,其传人的时间在东晋初期以前。东传以后至少以四种形态演出过,一种是原生态的胡歌胡舞,一种是丧家乐、假面戏性质的《文康乐》,一种是作为《上云乐》组成部分的《老胡文康辞》及相关歌舞伎,还有一种是经百济人改编过并用于嘉会的《文康礼曲》。由于该乐历时悠久、流传地域广泛、表演形态众多,所以颇为典型,对于中古诗歌、乐舞、戏剧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药草诚多喻:论唐诗的药意象

唐诗中的药意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二:第一,因疾病所表达的身体政治的隐喻,用以治疗疾病的药也由此被赋予了解救人生困厄含义;第二,虽然炼丹服食在唐代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炼丹技术始终只被少数人所掌握,文人们对于丹药的喜好,多体现在服食而非炼制方面。药意象的蕴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即由最初表达文人士大夫淡泊名利、保全天真的隐逸情怀,到反映文人们亦官亦隐、泯灭出处的精神追求,最后成为谋取功名富贵的象征。换言之,药与隐逸文化的关系,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及他们精神的蜕变。     

《三体唐诗》版本考

《三体唐诗》原本无注,或为"四卷"。大德九年(1305),圆至注付梓。今存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本,应当最接近圆至注原貌。后来又有残缺的二十卷本刊行。元以后,我国版刻的《三体唐诗》主要为圆至注二十卷本系统。至大二年(1309),又有裴庾注本。至少在元代,已出现了两种既有圆至注、又有裴庾注的注本:《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和《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皆三卷,后皆失传,赖日本翻刻本知其原貌。清康熙间,出现了两种删改圆至注二十卷本而成的新注本:盛传敏、王谦《碛砂唐诗》三卷本和高士奇《唐三体诗》六卷本。高氏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后何焯据明内府刊圆至注二十卷本还原、评批朗润堂刊高氏本。何氏批校本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泸州盐局朱墨套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