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体”溯源

“三句体”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特指这样一些诗歌 :以三句组成一首完整诗篇的 ,如相传为孔子所作的《获麟歌》和刘邦的《大风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章节的 ,如《诗经·王风·采葛》和《越谣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意义层次的 ,如曹丕的《燕歌行》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长期以来 ,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一诗歌体式。据笔者所知 ,最早提及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宋朝的严羽和魏庆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 :“有三句之歌。”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二《诗体上》中说到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风歌》是也。古《…     

《诗经·新台》新探

《诗经·新台》是篇千古名作。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等几篇力著中,对该诗的“籧篨”、“鸿”等词,进行了新的考订,为理解这诗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在建功极伟。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自古迄今一直都未获得澄清。历代有关《诗经》的著作,包括今人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愈葵、唐莫尧两同志注译的《诗经全译》等书,都认为卫宣公娶儿媳为妻是件丑事,从而诗人要加以讽刺。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旧说,卫宣公为其世子伋娶妇于齐,听说齐女美好,宣公想要自     

李白《古风其一》篇中的两个问题

李白《古风》第一首“大雅久不作”是他的一个重要篇章,表述了他对《诗经》以下历代诗赋的评价,对唐代诗歌繁荣的赞美。其中“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前人和今人都有不同理解;“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两句,也容易产生歧义。本文参考诸家之说,试加辨析,期望对这几个句子的意义获得确切的认识。为便于参照,先录原文于下: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     

《诗经·王风·扬之水》本事考

运用传世文献和金文材料,考证《诗经.王风.扬之水》产生的本事是:从周文王经营汉淮平原开始,不晚于东周公元前712年,周人为了争夺南方资源不断征讨南方异族,并派兵长期戍守申、甫、许等南方诸侯国。通过诗本事的考察,推定此诗的创作时间就在上述时间段。     

说《诗经》中的“言”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把“言”全都解释为“句首语气词”或“动词词头”。查余冠英《诗经选》,新近出版的《辞海》,杨树达的《词诠》,北大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都是解释为助词的。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诗经》中的“言”,不全是助词,在句中的“言”有不少应解释为代词“我”,而在句首的“言”则全都应理解为代词“我”。理由如下:(一)《小雅·彤弓》:“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诗经注疏》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郭沫若三副对联传布中的错讹

一些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传布郭老对联时有错讹,现查核纠谬如下: “书赠屈子祠”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作于何时?一说是一九六八年。事实是作于一九七八年春。其时郭老在患病期间,集屈原《离骚》句,由于立群同志用隶书写就赠送屈子祠。于立群手迹现存湖南省博物馆,汩罗县屈原纪念馆陈列有对联手迹照片。     

《儒林外史》取材来源小考一得

《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提到杨执中的客厅里有一副这样的笺纸联:“三间东倒四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何泽翰同志认为这副对联的来源有两处:一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其中提到张晴岚的自题门联:“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一是袁枚的《随园诗话》,其中载有鲁之裕的自题门联:“两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释《诗经》和《楚辞》中的“爰”

“爱”在先秦典籍中,只见于《诗经》、《楚辞·天问》及《尚书》,其他经传及子书均不用。本文考察《诗经》和《天问》中出现“爱”字的诗句,归纳其用法规律,并据此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训释。“爱”在《诗经》中的第一个用法是疑问副词。《鄘风·桑中》:“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四句诗一问一答,“爱”之为疑问副词甚明。郑《笺》以“于何”释“爱”,至为确诂。《邶风·凯风》:“爱有寒泉?在浚之下。”旧解释“爱”为“曰”为“聿”(如     

《诗经》赋、比、兴本义辨——与张震泽同志商榷

关于《诗经》的赋、比、兴本义问题,张震泽同志近中撰《〈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下边简称《新探》)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3期),对此三者的“传统说法”提出否定。文章的要点是:一,自汉至宋如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乃至当今理论界,大都视赋、比、兴为写作方法(或表现方法)的观点,是一种后起的新义,不符合《周礼》、《诗序》之原义,故用以解释《诗经》,就必然处处难通、治丝益棼。二,《周礼·大师》所云之赋、比、兴,乃春秋公卿赋(指朗读方式)诗言志之“用”法,应以郑玄之注解(“赋之言铺,直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诗经》中象声词的运用

《诗经》中象声词的构成主要有 3种 :单音象声词、双音重迭象声词、双声叠韵象声词。象声词在《诗经》中的用法比较复杂 ,可以作句子里的谓语、状语、定语和补语。《诗经》中已注意了运用“拟声”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 ,起到了加强气势 ,创造气氛 ,创造意境 ,突出人物的心情 ,突出诗的中心思想 ,使所描写的事物更加形象生动等作用。“拟声”是《诗经》的重要修辞手法之一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诗经》文本与诗学原型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两个《诗经》文本 ,一个是被“误读”了的文献学文本 ,另一个是被“遮蔽”了的文学艺术性文本。因而 ,在此基础上所萌芽、发展起来的先秦诗学 ,实际有两条相应的线索可供使用与承继 ,即《诗经》文献学研究与《诗经》本体论研究。但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学者 ,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 ,大都是把研究基点建立在《诗经》文献学基础上 ,或者说是把对《诗经》“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误读”现象 ,当成了唯一合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却简单化、庸俗化了孔子那条强调文学性《诗经》的重要研究途径 ,从而导致了本真面目的《诗经》与研究框架中的《诗经》、真实的诗学原型与学术框架中的理论阐述相悖离的历史现状     

“关关”新解

《诗经》《关睢》开篇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中的“关关”,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水鸟的鸣叫声”,象朱熹释作“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见《诗经集传》),余寇英先生释作“雎鸠鸣声”(见《诗经选》),高亨先生释作“鸟鸣声”(见《诗经今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以为以上说法似有不妥。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