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乡村组织行为与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一直运行在市场和政治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中 ,这期间乡村组织拥有获取要素、组织交易和规避风险的权力资本。这些权力资本必须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结合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 ,企业家也必须有乡村组织的保护才能将企业经营成功。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形成套住效应 ,成为关系专用性投资极强的资产。本文认为 ,乡村组织和企业家将选择总体上投资扭曲最少、盈余最多的合作方式。因为不同地区乡村组织所控制的资源不一样 ,而且不同行业对权力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有不同需求 ,于是 ,现实中的乡镇企业就有集体所有制与私有制之别。集体产权安排不仅在一定时期内有效 ,而且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将会在长时期内并存。     

西北地区乡村经济伦理的变迁

乡村经济伦理的变迁与经济制度或体制的转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北地区传统乡村经济制度呈现出公私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村落与部落经济结构,多种分配方式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基本特点,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经济伦理主要表现为勤勉重农、公平交易、熟人信誉、戒奢勤俭等。计划经济体制则要求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集体主义伦理原则的前提下,肯定追求个人利益的合法性,要求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等价交换和契约信誉等。经济伦理的发展方向在于实现经济平等与正义。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本文通过对中国东部和南部超级村庄的个案研究,描述了在这类村庄中出现的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同时并存的现象,指出现阶段的超级村庄正是在二者的冲突与共生中得以发展的。文章强调,超级村庄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区形态。在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社区形态及其文化有没有持续发展的根基,仍有待时间的验证和理论上的探讨。     

论马克思的“伦理”思维与伦理思想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道德"思维的"伦理"思维。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贯彻了这样一种"伦理"思维,马克思对自由、平等伦理价值目标的理解以及关于自由、平等伦理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和实践动力的探讨,都超越了资产阶级启蒙伦理的抽象性与保守性,实现了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辩证统一,而这正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优越性所在。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乡村政治的悖论与冲突——以公社时期的乡村为对象

乡村政治在其自身的发展运作中,不断体现着它与国家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及村庄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从表面上看,国家对村庄进行了高度统合,村庄的权力运作呈现出稳定有序的状态,人们的行为遵循着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但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乡村政治的运作呈现出许多悖论和冲突。对此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展现该时期乡村政治运作的不同特点。     

略论苏北农村的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一、苏北农村产业发展阶段初析在苏南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激励下,有些同志把苏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放在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发展乡村工业上。这几年实践的结果,虽有所进展,但在总体上看并不理想;有些在方乡村工业产值比重虽有所上升,但并未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这种状况引起人们作新的思考:苏南、苏北虽同一属省,但社会经济条件却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是处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因而苏北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不能与     

伦理思想的近代传统及其批判继承方法的运用

一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近代价值观的确立是伦理思想的近代起点。这一价值观是由改良派最初确立的,因此,我们把改良派的伦理思想视为近代伦理思想史的真正开端。从改良运动时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理解表现为不断深化的过程。自由与平等是近代所确立的伦理原则。近代思想家们以此来批判传统的伦理专制主义。在其批判传统与理想创设结合的二重性的思想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性格。中国近     

长三角一体化与苏南竞争力

长三角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要求和必然趋势,将对苏南地区的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长三角一体化将使苏南面临一个收益与风险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环境。总的来看,苏南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可能的收益远高于风险损失,长三角一体化对苏南竞争力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制约影响。提升苏南竞争力的基本路径在于,抓住机遇,科学定位,打破行政分割,在苏南内部率先实现一体化,建设地方性分工协作网络,强化产业集群的植根性。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     

法治正义与伦理价值选择的层次

法治所体现的正义和单纯的司法正义不同,它既有程序正义的一面,也有实体正义的一面.法治所体现的实体正义使法治国家本身并没有超越伦理价值的选择,但是,法治体现的实体正义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国家伦理价值来说,是宏观与高层次的框架性伦理,它将其他具体层面的伦理价值选择按层次交给不同的主体,从而形成法治国家在伦理价值选择上统一与多元并存的局面.     

乡村生活现代化：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

消费空间的演变构成了乡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中国乡村的消费空间呈现出村庄内的聚集与村庄外的辐射两个相反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日益向村庄之内聚集：村庄内的消费结构已经由集市为主，演变为坐商为主、集市为辅；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亦向村庄外辐射：县城已构成乡村居民消费的日常空间，同时电商成为乡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中国乡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消费空间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深刻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乡村生活现代化，表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分析

基于平等契约基础上形成的资本结构和法制社会,是诞生现代企业制度的社会条件和法律前提;独立人格和契约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基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代理模式是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治理的核心。正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系列委托—代理的伦理关系,整个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运作才变得严密而有序。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现代企业制度在构筑过程中内在矛盾的展现并得以妥善处理的过程,是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散过程中一系列伦理关系的产生和解决过程。     

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行动单位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农民行动单位视域中的小亲族——以鲁西南S村为表述对象的个案呈现与理论阐释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变异——基于一则家事纠纷的分析

受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在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中,一方面,家庭成员逐渐摆脱了对家庭共同体的绝对依赖关系,成为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平等、民主、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等新型家庭伦理观念日益成为构建乡村家庭关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乡村传统伦理型家庭关系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甚至子辈可以对父辈做出各种不敬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