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迄今为止仍然较为流行的唐诗选本,其对唐代诗人的评价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此选本修订多次,变化最大的是对白居易的评价。早期相当轻视,后期受到《御选唐宋诗醇》的影响,极为强调儒家诗教传统及德治精神,故赋予白居易唐诗大家的地位。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姚鼐“镕铸唐宋”新论

姚鼐论诗，反对唐宋诗之争，明确主张“镕铸唐宋”,吸取二者之长以补二者之短，形成新的风貌。故此，在学诗方法上，将宗唐诗风的模拟与宗宋诗风的新变融合；在表现内容上，将唐诗重性情与宋诗重学问融合；在美学趣味上，将唐诗的蕴藉与宋诗的高奇融合；在诗风取向上，将唐诗的宏阔与宋诗的幽深融合。姚鼐以宗宋诗风弥补宗唐诗风的空虚、平熟及肤薄，又以宗唐诗风挽救宗宋诗风的险怪、枯寂与浅直，由此而臻于“完美”。“镕铸唐宋”成为清代一种比较通行的诗学追求，昭示着清人力图构建本朝诗风的宏愿。     

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诗歌选本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受其选诗标准、宗旨定位和所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所制。清代科举试诗促成了诗学的复兴,古典诗歌则因现实的需要而面临新时代的扬弃。     

王渔洋《唐贤三昧集》选诗特征探微——兼与《唐诗别裁集》比较

《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两部选本都是清人唐诗选本中的佳作,学者们往往将二选割裂进行研究。其实,二选的编选者王士禛与沈德潜年代接近,两人又皆为清代诗歌创作与选本编纂的大家,沈德潜虽受过王士禛诗学观的影响,但《唐诗别裁集》与《唐贤三昧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唐贤三昧集》是规模较小、选盛唐而不选"李杜"、独尊"诗佛"王维、注重"神韵"意境的极富特色之选本。通过《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二选差异的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窥见《唐贤三昧集》中这些具体的选诗特征。     

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唐宋诗醇》是清代乾隆前期题署御选的大型唐宋诗选,它的编选宗旨以尊唐、尊杜为主要特点,它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则相当敏感。它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选目相当精审,选目及部分评语体现出较有价值的诗学观点。     

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功业卓著的帝王。他不仅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还以其诗作揭开了唐诗风流的篇章。唐太宗处在梁陈以来浮艳柔弱的诗风向唐代刚健宏阔的诗风转变的时期,他的诗风,既是对前朝诗风的纠正,也是对唐代诗风的开创。正如《全唐诗》(卷一)所评说,李世民的诗“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论清初诗歌选本中的诗学反思

清初诗坛兴起的诗学反思,对明代中期以来的诗风弊端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理性思考。这种反思也体现于清初诗歌的选本之中。清初诗歌选本借助选诗对诗坛种种不良倾向进行矫正,对诗风加以有意引导,这对清代诗歌的繁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这些选本的考察,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清初诗学反思的内容及其意义进行了解,这对拓展清代诗学研究的视野也是有益的。     

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功业卓著的帝王。他不仅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还以其诗作揭开了唐诗风流的篇章。唐太宗处在梁陈以来浮艳柔弱的诗风向唐代刚健宏阔的诗风转变的时期,他的诗风,既是对前朝诗风的纠正,也是对唐代诗风的开创。正如《全唐诗》(卷一)所评说,李世民的诗“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然而,以前的文学史家对李世民诗歌在唐代诗坛的地位,却肯定的少,贬责的多,认为他喜爱齐梁文风,指责他的诗是“淫靡浮     

宗唐、变唐与宋金元诗风的嬗变——读王辉斌先生《宋金元诗通论》感言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唐诗无疑是最为辉煌璀璨的明珠之一。因此,如何面对唐诗这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如何能够在继承唐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就成为宋代以后的历代诗人所孜孜以求的目标。王辉斌先生《宋金元诗通论》以宗唐、变唐作为纵论宋金元诗歌嬗变的主线,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式深入阐述了宋金元诗风的总体脉络和发展历程,源流分明,精义迭出。对于深入把握宋金元近千年的诗风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方志:为帝王而写和写帝王志传统的探讨

为有效地进行统治,不少中国帝王养成了阅读与利用方志的习惯。这种习惯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方志史上两大传统的形成：其一,为帝王写志,庞大的方志写作群由此应运而生;其二,写帝王志现象的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写帝王方志的专门系列。中国帝王成了推动中国方志文体发展的最强大力量。     

中国文化中帝王原型的嬗变

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帝王原型 ,它们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祖宗崇拜。当时 ,一个有才有德的族长往往被当作祖先和神来供奉、祭拜 ,成为神人合一式的帝王原型。此后 ,又演变为更具有人的色彩的天人合一式原型。各种明君和昏君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重复出现 ,体现了人们对统领整个家族的非凡力量 ,对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的渴望 ,体现了寻宗溯祖、落叶归根的愿望和对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近年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一向备受冷落的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渐趋活跃,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关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如诗文创作、文学思想、文学集团等得到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和研究,但研究也存在着视角过于单一、观念陈旧、比较研究不足等局限。     

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康乾盛世成因蠡析——兼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关于康乾盛世的出现,论者多强调是康、雍、乾三帝正确治国之策的作用,但实际上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有三:在明、清交替之际的长期动乱之后,人心思治是康乾盛世出现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历史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康雍乾三代帝王正确的治国思想和方针政策是盛世出现的必要因素。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明末清初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与康、雍、乾三帝实行的正确治国方策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游观说略──古代“游观·人生·文学”论之一

通过论述中国古代游观活动的基本状况，概括出帝王之游，游说、游学、求仕之游，民俗节日之游，宦游，商旅、军旅之游，漫游等几个主要的大类，以见古代游观活动的大致情形。     

“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史实依据

李白“双悬日月照乾坤”诗句，喻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二帝”（皇帝、上皇天帝）与“二都”（京师、南京）并存现状。《红楼梦》中，史湘云酒令引用此句，寓意与李白完全相同：小说故事社会背景中，有皇帝，也有太上皇；京师而外，还以金陵为南京。这明显不合清初史实，却是明代历史的写照。     

明代皇后生存状态与后权的式微

明代皇后从初期独尊有为到末年贬抑无为,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主要与皇帝"废后"打压、宠妃恃宠挑衅有密切关系。究其深层原因,特殊选妃制度使后妃处于完全依附状态,后权缺乏制度保障,皇帝退回深宫导致后权急剧萎缩。这种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皇后对皇帝的规劝效能丧失,后权式微,进而恶化储君生存环境。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明代皇后生存状态与后权的式微

明代皇后从初期独尊有为到末年贬抑无为，生存状态呈不断恶化趋势，主要与皇帝“废后”打压、宠妃恃宠挑衅有密切关系。究其深层原因，特殊选妃制度使后妃处于完全依附状态，后权缺乏制度保障，皇帝退回深官导致后权急剧萎缩。这种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皇后对皇帝的规劝效能丧失，后权式微，进而恶化储君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