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

一、唐初的日本使节 公元618年,唐在长安宣告成立.唐高祖忙于平定各地的武装势力,无暇顾及东亚事务.唐太宗即位之后,国内业已统一.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遣唐使与日本的汉字教育

一、汉字教育在日本的全面推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长期雄踞文化高势位,是东亚文化扩散源地.自秦汉始,汉字便通过移民、官方交往、典籍流播等形式不断传入东瀛.     

从遣唐使船到唐商船——9世纪日中交流的演变

在古代东亚地区,7世纪至9世纪中叶持续二百余年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是中国文明向周边诸民族传播的典型体现.尤其对古代日本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的"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从日语中的常用字入手

对日本文化而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因此,在这近两千年的时段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中国流向日本。在这种“文化的生命运动”中,自然也要发生“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融入日本文化这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一种伸展现象;日本文化吸纳汉字,而吸纳是有选择的,所谓在空间上有“伸缩”,在内容上有“消长”,这从“店、馆、房、屋”四个汉字中可以得到验证。     

出版与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8年11月8日至10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筹）主办,在上海召开了“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挪威、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30余篇。论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东亚史视角新诠释——读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

日本学者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从东亚史及全球史的宏大视角来深入考察近代中朝关系,显然有助于扩大近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视野.著者在广泛了解先行研究成果并搜集丰富的多国多语言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细密的分析与探讨,努力阐发新见,不失为日本学界有关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最新代表作.然而,该书未能从文本及历史语境的角度来明确区分“属国”与“属邦”的区别,有关李鸿章、马建忠等的研究结论也有待进一步商榷.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近代以前,日本始终以华为师,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一种逆转,中国以日为师,以探求救国方案;日本则以华为敌,进行文化侵略,以作为侵略战争的先声。这就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东亚文化圈中的古代宁波——读《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

近年来,随着各地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也日益兴盛,并成为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是从原始史料出发,而是依据一些不可靠的传说,甚至以讹传讹;不了解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不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     

东亚书法史的演变——殷商至20世纪初

书法艺术是东亚文化的标志之一,东亚书法史是东亚文化史的集中体现.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古文献中,汉字不仅记录了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且也记录了其共同的艺术--书法的审美历程.自古以来,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法艺术,成为东亚文明中独一无二并能骄傲于整个世界的文化艺术.书法艺术是东亚文化认同的纽带,古往今来,在东亚各国、各地区书法家的努力下,这条纽带由窄渐宽,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做出了并仍在继续做出巨大的贡献.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

由于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的诸方面原因 ,长期以来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包括现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东亚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汉字、儒学、佛教及道教的共识和认同 ,是最终形成东亚文化圈的牢固基础。     

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东亚史中,六朝时期的"东亚文明圈"是较为复杂的。从外缘性因素(国际朝贡关系、王朝分裂对立等)来看,东亚诸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紧时松,所呈现出的"螺旋式"的关系演进让东亚文明圈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割。在汉魏六朝史籍资料中,以"辽东——乐浪"线的分合为主线,分析东晋南朝、北朝(尤其是北齐)的东亚朝贡国之等级关系,可以看到中国本土自身的南北分裂状态引起了东亚文明圈内诸民族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

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的目的和特点是语言文化的交流。熟悉两种文化和掌握两种语言同样重要。因此,本文着重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将英汉两种语言受文化差异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比较,进而指出如何在翻译中进行合理恰当的文化转换,完成翻译的文化交流之使命。     

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新航路开辟后穗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比较

本文认为,新航路开辟后,虽然澳门与广州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但由于种种原因,两者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试评血火方式文化交流的两重性

人类文化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在文化交流的诸多方式中,血火方式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在人类文化史上,血火方式实现的文化交流较为突出。血火方式的文化交流,既有破坏文化、制约文化交流、延缓文化发展的消极作用,又有以“恶”的形式推动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演变中的中日出版与教育交流

编辑出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中日两国早就共同形成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符合传播学中视觉接受与听觉接受结合互动、强化传播效果的规律.中日两国出版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于中国的出版文化生发较早,历史上形成的顺序是编辑著作-出版印制-发行销售;日本的出版文化形成的历史顺序是市场交换-刻印出版-编辑著作.中日出版文化与教育,近20年来交流充分,发展很快.编辑、出版、发行,已开始形成交互循环型的现代多元化经营模式.两国出版教育的交流还应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完善结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