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人与社会的关系

韦伯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是理性存在与非理性存在的统一,是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载体。在此人性论基础上,韦伯诠释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体现在:人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人通过价值观念和社会行动影响社会;社会是人存在的“场”,社会通过秩序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自由。文章认为韦伯的观点既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     

动荡岁月的韦伯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1890-1920年)——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兴趣不减。然而,针对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的不可能是基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韦伯的“理性化”在麦当劳化语境的阐释

在现代性语境中,韦伯展开了对"理性"和"理性化"的讨论,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和对立,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人沦为非人格化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麦当劳和麦当劳化将韦伯的理性与非理性带入后工业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更加深刻地阐释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麦当劳化高度理性的表现,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     

从“韦伯问题”看墨家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马克斯·韦伯关于文化理念与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被我们称为"韦伯问题".在这里,沿用"韦伯问题"的思路,来考察墨家与当代经济的价值关联:韦伯认为,清教生信仰上帝的宗教观念下,形成了一种具有合理性、经营性、组织性的理性化的经济理论,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生成.反观墨家,在"天志"的宗教信仰下形成了以"兴种除害"为旨趣、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伦理;墨家这一经济伦理具有的实用主义理性、注重团体诚信、组织化的劳动分工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精神相契合.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日趋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墨家可以为我国市场经济提供理性精神资源与动力,从而使墨家当代价值成为可能.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韦伯“法律理想类型”在英国法中的困境及辩正

德国学者韦伯在运用其首创的"法律理性类型"概念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认为英国法不具备"法律理性类型"的"形式理性"特征,不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确定性".然而,作为西方法律文明另一代表的英国法,其实际地位与作用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左."法律理性类型"理论之所以在英国法分析中出现困境,原因在于韦伯把"形式理性"概念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具备该特征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确定性",才是"法律理性统治"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事实证明,英国法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同样能够获得"确定性".英国法是另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统治"的法律形式.     

韦伯与新康德主义:继承与批评

韦伯的社会学脱胎于德国观念论传统,尤其是其所处时代的新康德主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独特性命题",文德尔班的"历史学家的形而上学权利",腊斯克的"非理性的裂隙",以及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的概念构造等问题,都被韦伯纳入其反思批判范围。韦伯在"个殊性"存在与"抽象性"理解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其学说充分吸纳了新康德主义对于个体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强调,但同时也主张,人类的精神能力可以理性地支配人类各种不同的"观念旨趣"乃至非理性的"物质旨趣"。以其"理想型"观念为代表,韦伯最终建立了其独特的解释理解社会学。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马克斯·韦伯学术方法的法理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兼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要求,折衷于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能坚守科学性与客观性而又不忽略价值的意义与理解。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马克斯·韦伯是一个穿梭于科学客观性与主体价值之间、因果解释与意义理解与阐释之间的智者。这为法学研究或法律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和指导。因为,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证其客观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法学或法律运作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或追求。     

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论契诃夫戏剧对未来的书写

契诃夫作为俄国经典剧作家,在其戏剧创作中巧妙地游走在对未来的乌托邦式幻想和冷峻的反乌托邦幻想之间,在矛盾对立的交汇面上完成了对人类未来的独特书写。对未来形象的这一书写因此而具有了矛盾性、模糊性和暧昧性的特征。这种艺术特征通过契诃夫对戏剧人物矛盾的精神状态的揭示,通过将戏剧人物所处的特定的悲观忧郁的戏剧情境与戏剧人物特定的乐观理性的心境之间的矛盾性对照,通过对时间的独特感受而展现出来。契诃夫对人类未来的这种矛盾性书写对其剧作独特的喜剧性艺术特质的生成,对融幽默与忧郁于一体的独特的喜剧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韦伯的理想与现实——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一种解读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评价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的。正如克罗齐曾言 :“有关官僚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迷思……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把官僚制组织看作是现代世界理性的化身 ,并因此而认为它高于所有其他理性的人类组织 ,但另一方面 ,许多作家 ,常常是同一批人 ,则把官僚制看作是一种利维坦 ,准备把人类置入牢笼”① 。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本身就包含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他认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 (ｉｒｏｎｃａｇｅ) ,但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指出 :“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 ,所谓的迈向…     

关于对社会学“工具理性”问题的探析与反思

在韦伯看来,科学技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剖析了技术理性统治给社会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理性观也有缺陷.     

马克斯·韦伯与中西传统社会结构对比研究

韦伯的学术体系的架构与内涵是建立在他对东西方尤其是对中西传统社会结构的充分研究基础之上 ,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到西欧封建制与中国家产制的比较及中西社会结构的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对比剖析中 ,韦伯看到了常人所未看到的理性资本主义在中西方不同的遭遇及其根源     

资本现代性的冲突与困境

启蒙现代性把追求人类的理性进步与人类的自由解放等同起来,为资本现代性奠定了合理合法化的"元叙事".然而,作为一种价值寄托的启蒙现代性方案在转变为经验现实的现代性过程中,却集中表现为韦伯视之为人类注定的命运的现代性冲突与困境.实际上,这种冲突只不过表明资本的升值与人的生存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冲突与困境,只有终结资本现代性.     

新教伦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支撑——解读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新教伦理发挥着道德规范的职能,即为资本的生产经营者的意见、志趣、情绪,甚至心理状态编制道德程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道德情感的支撑和依托.韦伯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认为抛弃超验性假设,将生产同宗教价值相剥离,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分离过程中却产生了科学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拒绝,从而使资本主义活动丧失了文化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和市场理性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构制充满人文道德关怀的综合理性社会.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说价值理性

科学概念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成对儿出现,此所谓"对待范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对而言,也是一对儿。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在他那里,工具理性亦即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亦即人文理性。韦伯把人们的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两类,合理性行为又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工     

商品、意识形态与理性的技术——阿多诺文化批判理论溯源

深入理解阿多诺文化批判的理路,需回溯马克思关于商品和意识形态以及韦伯关于理性的解释。资本带来的商品化及资本意识形态的辅佐是文化工业成型的根本,将一切变为可计算的理性是使其能够运作的技术条件。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

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的东方社会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其关键原因就是缺乏一种西方社会独有的理性精神，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历史独断论色彩，但他从社会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实在的关联入手研究东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式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沿着韦伯思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时，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生成都与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多元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曾是中华法系产生与兴盛的精神内核。但其向一元化和非理性的转变也成为阻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走向现代的根本障碍。因此，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利于法律发展的理性内容，对于现今 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马克斯·韦伯的儒学观

马克斯.韦伯以基督新教为参照,从价值体系、人格取向、财富观与营利观三个方面对于儒教与新教所作的比较,不仅为其中心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而且充分展示了其体现在"中国理性资本主义之产生"问题上的儒学观。韦伯的儒学观深刻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学界。它可以被争议和质疑,却无法被驳倒和推翻。这或许应该归因于韦伯自身的多面相以及其创设的"理想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