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文明与"红山古国"和"燕亳方国"的文化反思——浅论辽河文明在中华早期文明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辽西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方国)时期辽河文明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红山古国文明"在中国北方文明起源中具有先导性的文化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相当夏商和西同初期,但不是先商之源,而是北方多元中心的先秦"燕亳方国"文化.辽河文明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总体格局中的一元.     

论西辽河地区古文化发展的格局——兼谈赤峰红山文化学会的重大研究课题

西辽河古文化是指在西辽河地区发展起来的五种新石器文化和两种早期青铜文化。距今八千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阶段,这是目前整个东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 发展水平最高的古文化遗存。后起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以及小河沿文化,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推动。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已经进入全石并用时代。此时这里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方国。到了距今四千年以前,西辽河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也是大国出现的开始。商朝中晚期以后,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西辽河传统的农耕文化南移中原。继之而起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从这个时候开始,西辽河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一步步由农耕转为游牧。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西辽河的古城古国,西辽河的古代岩画,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等重大课题,是赤峰红山文化学会面临的首要任务。     

论西方近代国家起源观的社会契约论转向

16、17世纪,西方国家起源观由中世纪的神权论转向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这一转向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社会变革、近代科学的发展、以及西方传统契约理论文化资源的复兴有密切联系。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是这一时期社会契约论国家起源观的代表,他们利用社会契约论,在不同的人性假设、自然状态和缔约方式上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反映了不同时期政治发展的要求。西方近代国家起源观的社会契约论转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西方国家政治设计和资本主义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

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较为独立和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演进为具有相当分层与组织能力的社会,并产生了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其中一些政治共同体已经演进到复杂酋邦的水平,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即使没有汉王朝国家力量与汉文化进入的强烈影响,它们同样可以独立演进并进入文明时代。对西南夷地区古代酋邦社会的研究,对于考察古代文明起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议“城”论“市”

“城”与“市”的起源与发展。“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是指城市内外部形态,“市”既市场。市场是城市的基础,是城市的内容,也是城市的本质特征。“城”与“市”二者的名与实相互交融成为城市。即使“城”不在名仍在,只要有市场,仍叫城市,因此,“市”的实体概念和发展概念是“城”不可比拟的。     

“冲突”还是“融合”: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探析

马克思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个维度对国家的起源进行全面考察,既探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内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决定作用,也分析了自然环境、社会意识等外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重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既是社会分工、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公共权力分化的产物,是社会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与其说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观是典型的“冲突论”,还不如说它是“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     

中国学者关于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概要

本文从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关系入手,简要分析了文明起源与形成同国家起源与形成这几个概念的异同,着力于介绍我国学者对于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借鉴与看法,探讨了国家起源的动力因素、国家起源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情况,分析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趋势、存在问题及对未来的研究展望。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史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独立性和多元一体性。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但是,由于考古工作开展得不足、对文献缺乏认真的研究、理论思考的贫乏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及模式的封闭,使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没有取得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我们约请了四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而且成绩斐然的专家,从研究的现状及现有条件、古代文献的意义及使用方法、聚落与社会结构、墓葬与社会组织等方面,诠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组笔谈,既有新观点的提出,又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与倡导,相信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国家起源思想的发展理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科学回答是科学认识国家的本质、准确把握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摘录吸收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合理思想,认为该著作为验证没有国家的＂氏族社会＂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从中可以找到国家起源的物质动因和演化过程;批判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和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中的错误观念,认为国家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社会身上的＂赘瘤＂,并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积极探寻国家从社会中起源的奥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起源问题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阐述。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三主题解析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系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和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手稿写成 ,是一本研究个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专著。为了更好地研读和理解这本著作 ,把握它的基本思想和科学方法 ,充分发挥它在新世纪对国家学说、民族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研究的指导作用 ,有必要从学术上对其三个主题进行阐述和解析     

中国文明本土东部起源说新证——在“东亚文化交流和典籍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作者提出的“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为本土的龙山文化即所谓的东夷,从城邦起源与文字起源的比较文明角度论证了,中国东部城邦与古代陶文是中国文明建立的标志。考察了东部古代帝王的西迁过程,指出陶文成为甲骨文字的前身,为争论已久的中国文明起源讨论提出了新的证据与说法。     

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

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都说明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明建立，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关键时期，我国学术界传统上把这一时或称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本文认为，“军事民主制”这一概念不能正确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学术界新近提出的一些概念也是不准确的．本文提出，国际学术界通行的“酋邦”概念，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史前酋邦．将有助于加深对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     

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处于“古国”阶段,当时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其社会已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于建设先生用“神本社会”来界定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如果把西方的“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实证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应把红山文化界定为“酋邦”社会更为妥当。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

通过中西学术传统背景和当前研究现状的比较 ,文明与国家探源研究的传统与目标、文明与早期国家的科学定义、理论阐释和科学通则研究的意义的讨论 ,以及考古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状况 ,可以得出 ,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探源必须跳出历史编年学的窠臼 ,消除“国情不同”的成见。考古记录和文献是不同的研究材料 ,不应将考古发现印证史籍记载看作是研究的最大成果。我们要从科学观念上做根本的改变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来研究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独特轨迹     

语言、文字起源述略

关于语言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从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时期语言的萌芽,到50万年前的“半语言”状态,直到25万年前智人时期的分音节的“概念语言”的产生,人类语言的产生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成熟的人类语言大概产生于5-10万年前,而文字产生则更晚,大约产生于5000-6000年前.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封”——中国长城起源另说

中国长城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对目前关于长城起源的四种主要观点：“楚方城”说、“列城”说、“城”说和“堤”说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说法虽各有见地,但亦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纵观夏、商、周及春秋战国各历史时期,华夏大地经历了国之数量由多变寡、国之疆域由小变大的历史进程,至秦始皇灭六国才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天子自封及其赐封各诸侯国的疆域皆用土封,即在边界“沟、封树之”;秦长城可以认为是秦之北疆最大的“封”。据此,提出中国古代的“封”是长城最初形态的新观点。     

辽北早期青铜文化民族探微

辽北早期青铜文化的时代，正当中国历史的夏商，有的或晚到西周时期，这正是我国北方诸族兴起和活动渐频的一个时期，当时的北方除了商王所封诸侯国，还有不少方国、部族，土方、屠何、邓竹、山戎、北发、肃慎等。在这些方国、部族中，哪一个是活跃在辽北地区高台山文化的主人呢？我认为，应是古史中记载的“发族”，亦即郭沫若先生所说的毅族。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发族的记载：《管子集校》说：“发，东夷名。”《逸周书》记周成王于洛邑王城建成后，曾大会诸侯及四夷，当时是；“周公旦主东方……西面者正北稷俱大鹿；秽人前儿；良夷在子；发…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省广：创意产业整合者

“每一滴水都有历史．1979是中国广告业的起源，也是GDAD的起源；每一滴水都有力量．30年长流不息．推动着我们成为本土广告业最大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