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和举报人为适应日趋复杂多变的刑事侦查工作和举报风险需要而联合实施的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既能促进警民之间的合作，产生合作剩余，又能节约侦查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提高悬赏的制度收益，降低悬赏的制度成本，国家应在立法上界定悬赏性质，进一步规范悬赏双方、悬赏赏金及举报人权益的保护，从交易性质、交易主体、交易利益和交易安全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是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有效制度,已在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举报悬赏是行政机关执行的一种带有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行政合同。但是,现实中执法部门对举报奖励制度的态度仍然是工具主义的,举报奖励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甚至引发了一些法律纠纷。为此需要在举报奖励制度的适用事宜、适用主体、奖励资金来源和奖励的标准、举报奖励的处理程序、举报人的权益保障、举报悬赏的救济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试论刑事悬赏

从刑事悬赏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法律性质、实践问题进行分析,为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悬赏提供参考.     

论刑事悬赏广告的主体

刑事悬赏广告是指司法机关为了惩治犯罪、抓捕罪犯或犯罪嫌疑人,而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布的,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举报、控告、扭送、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向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提供其他帮助的人,给予一定的报酬或待遇的悬赏广告。它在性质上属于特殊契约,与民事契约有所不同。刑事悬赏广告有它的特殊主体,悬赏金的来源和标准以及悬赏案件的范围也需要界定。考虑到权利义务乃法学中的核心概念,因而刑事悬赏广告中权利与义务的明确,将对刑事悬赏广告的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民事执行中的举报人

民事执行中的举报人在立法和学理上研究较少,因其与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明关系密切而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举报人制度不但要明确其立法地位,举报的对象和适用范围,举报人加入到强制执行中的方式,还要明确悬赏公告的发布程序和内容,需谨慎设计举报人的权利和义务等各方面程序上的内容。     

刑事悬赏性质的法律分析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法律行为。从刑事悬赏发布主体属性来分析,刑事悬赏的法律属性应当理解为一种行政行为。这种界定可以有效厘清公安机关与个人发布的悬赏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悬赏的法律监督机制和确定刑事悬赏的法律救济途径等问题。     

借鉴与融合:“协商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应予以完善。本文借鉴美国诉辩交易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当前的法治状况和司法环境,构建“协商性”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的几点思考

农产品经验品和信用品的质量特性使市场调节失灵,政府监管成为必要。在小规模分散经营占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政府利用自身资源获取执法信息成本太高,群众举报是政府低成本获取执法信息的重要途径。虽然《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举报制度,但该项制度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如对举报人缺乏激励,举报处理程序太笼统,对举报人法律保护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完善举报奖励制度、规范举报案件处理程序和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     

论我国举报人权利的立法保护——贡献、局限与构想

作为基本权利的举报权,是法治和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在我国宪法和各种层次的立法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公民的举报权,但举报人权利的立法保护构架仍存在着诸多缺陷,亟待制定统一的《举报人权益保护法》,为举报人权利提供系统保护。《举报人权益保护法》应从举报人权利、举报受理机关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举报人的特殊保护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论“制度成本”

在现有文献中，主要使用的是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这个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至今还没有能被学界普遍认同的定义，而且，对该成本的难以定量颇为困惑。这成了制度经济学体系化、规范化的一大障碍。本文指出，制度的本质是人类合作过程中不可没有的共同信息。因此，为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这一共同信息所必要的费用，以及在合作中这一信息不足所造成的损失就是制度成本。在制度的演进中，总制度成本在逐渐上升的同时，平均制度成本呈递减的趋势，而平均制度成本正是人类社会有序化的量度，是人类社会中负熵的具体形态。     

我国农业基础组织制度安排的创新

现阶段农业基础组织要素的缺损,使农业持续发展的组织支撑非常脆弱。合作组织制度对于家庭经营和农业市场运行的基础性贡献,决定它是我国农业组织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基础组织资源。作为一种内生的组织制度变迁,合作组织制度补充到农业经营中去的关键是要完善合作组织制度创新的环境,增加组织创新的收益和降低组织创新的成本。     

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研究论纲

在市场体制下,每个主体常需要做出各种决策,其在决策时也往往会面临信息失灵的问题,从而产生诸多微观和宏观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该有良好的制度克服信息失灵,使信息在各交易主体之间尽可能地充分、准确且对称分布;使公权机构拥有充分、有效的立法和执法信息。计划法、信息生产和交易支持法、悬赏举报法、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等是其主要的克服路径。     

辩诉交易制度：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取舍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成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笔者通过梳理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诉讼效率与公正为视角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认为辩诉交易制度通过减少诉讼中的投入和缩短诉讼时间能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辩诉交易的实质就是追求刑事司法的相对公正。结合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现实,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为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析表明：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辩诉交易之本土适用:一场未完成的变革

司法改革逐步迈入深水区,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员额制等诸项改革措施的有序推进要求优化有限司法资源的配置、完善案件的繁简分流。辩诉交易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个重要参照,正式被纳入司法改革的探索范畴。研究辩诉交易之中国适用实际上是在探讨一种法律制度的移植,必然要考虑中国的现实语境。辩诉交易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虽有观念、制度、法律层面的水土不服之处,但也不乏与我国传统文化和司法实践相契合的生命力。我国所移植的辩诉交易更多的应是一种程序理念而非一种制度设计。对不起诉、刑事速裁程序、刑事和解程序、简易程序等源自本土的辩诉交易有益实践进行整合、梳理与拓展更能克服制度碰撞产生的"排异现象",促进不同法律传统交融、培育适应我国国情的辩诉交易制度。本土资源整合之后所形成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系仅仅是静态层面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的运行尚需要二元递进式的程序设计、证据开示、沉默权、律师参与等制度保障作有效支撑。     

刑事不起诉制度初探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笔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性质的界定、概念的表述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对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利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嵌入受到小农经济和村社文化的约束,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农民协会--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等.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思考

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对于维护诉讼公正、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便于司法人员具体实践操作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和不足以及刑事证据制度完善三个方面来看,要完善我国当前的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宪法为根据,打击与保护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重新构建刑事证据法典,建立规范的证据规则和设定证明标准。     

廉政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研究

廉政制度创新是基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而对廉政制度做出的适应性调整,而一项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则决定了这项制度创新的价值与成败.探究廉政制度创新的制度成本和刺度收益,从而为创新廉政制度提供判断其科学性、合理性的依据,以完善我们的廉政制度.